“太平旅行社”的

　　我清楚地记得，1984年6月20日早上5点，睡梦中的我被一阵鞭炮声吵醒，然后是妈妈急促又欢喜的喊声：“丫儿、丫儿，快起来，快去看啊！”

　　这是留在我脑海中一辈子都不会褪色的画面：一辆崭新的大客车停在我家大门口，爷爷像个孩子似地点着小鞭炮，“噼里啪啦”地引来了好多围观的邻居；奶奶把一张早就准备好了的横幅拿出来，上面写着“一路平安”，她可劲儿地把大表哥拽到一张高凳子上，“快挂上去，快，快！”她恨不得再挂两个大灯笼上去。

　　这是爸爸连夜从上海飞机制造厂开回来的解放飞翼牌40座大客，也是温岭第一辆姓“私”的客运班车。同年7月，温岭县工商局的注册登记上，有了“温岭太平旅行社”的名字。

　　这个和温岭的中心城镇同名的旅行社，和那辆记录了喜怒哀乐的大客车，让我们一大家子人都亲身体验到了改革开放的魔力。

　　分家会变成表决会 吃“皇粮”的爷爷最“解放”

　　故事是从一个分家会开始的。

　　那年，我6岁，记忆中我们全家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本来是讨论我爸爸和叔叔姑姑几个该如何分家的。可是这次分家会却变成了一个严肃的表决会，全家人一同作出了一个改变整个家庭的重大决定，为了这一重大决定，我们一家十多口人不但未分家，反而拧成了一股绳。

　　一家人的力量虽只有3000元的积蓄，但一家人的勇气却能毫不犹豫地买下3.8万元的客车，借的借，贷的贷，把第一辆个体经营的客运班车开进了温岭。

　　当然，作出这个决定，也经历过一次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爷爷是个老交通工作者，他还是家中唯一吃“皇粮”的人。爷爷在担任温岭县汽车站党支部书记那会儿，百万人口的温岭县仅有长途客车30辆，为了买到票，常有旅客带着被褥去排队，排到晚上就睡在地上……爷爷人缘好，又在车站当个“官”，当时托各种关系来找他买票的人是络绎不绝，我们家的门锁都换了好几个。因为有的大清早来，有的半夜来，闹哄哄地来敲门，敲得又急又响，还等不及去开门，人家就把门给推开了。

　　老百姓乘车太难了！这一点我们家比谁都清楚，我们见过太多为了一张车票哀求的、失落的、兴奋的眼神。当我们从爷爷口中得到一个他也是千方百计打听来的消息：中央有政策允许以个人名义买车进行营运了！我们比谁都兴奋，更让我们兴奋的是，在国家单位干了一辈子的爷爷，居然第一个提出来：“让我儿子试试，不就是买辆大客车嘛，对客运我都熟悉大半辈子了。”

　　可奶奶哭了，经历过那个卖几个鸡蛋都要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时代的人们，对“私”字非常敏感，奶奶就吃过这个苦头，她接了点纸盒子的活在家里做，没贴补到家用就被缴了去，还让她在学习班里待了好几天，吃了不少苦。现在这么大个“私”往自己家里套，她能不担心吗？奶奶几乎是哀求爷爷放弃这个念头：“你当了一辈子干部，犯不着临退休了被别人说成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啊，现在全家还都靠着你过日子呢。”

　　可爷爷不甘心放弃这样的机会，他带着我爸爸天天往相关的部门跑，就具体的手续咨询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的结论是，个体搞客运应该不违法，但以后会怎样，谁也说不清。

　　只要不违法，我们全家就像吃了颗定心丸，连夜召开了一次特别严肃的家庭会议，一致表决：干！一定要干！

　　全家老少齐上阵 不识字的奶奶学会点人数

　　我们家是全镇都知晓的大家庭，爸爸兄弟仨都和爷爷奶奶一起过，一直没分家，一家人共有13个，我们家也是当时出了名的“驾驶员之家”，包括姑姑婶婶在内一共有6个驾驶员。

　　太平旅行社经营的是当时路程最长的线路——温岭至宁波，票价是5元。为了节约开支，能省下的人力全省下了，爸爸兄弟仨轮流换班开车，姑姑婶婶们负责卖票、洗车等，连不识字的奶奶都上阵了，我教了她一个晚上认、写阿拉伯数字1到10，第二天58岁的奶奶就能背个小挎包上车点人数了，而且没出过一次差错。全家人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这个四轮子的大家伙上。

　　我每天上学前拎着一块半米见方的木牌到城关前溪桥，那里搁着一张写字台和一条长凳子，我将写着“温岭—宁波，早上5：30发车，每天一班”的木牌子往上一竖就是上车点、售票点、候车点。只等车一到，全家总动员，扫地的扫地，提水的提水，擦车的擦车，修车的修车。由于当时车辆少，没有那么多的修理厂、洗车厂、汽配店，车上每一个螺丝坏了都要自己去换。爸爸有一次在临海，车上发电机的炭刷坏了，一路小跑到了唯一的汽配店，结果人家刚下班关门，这是个国营商店，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不等到第二天上班时间，人家是不会卖给你的。如果大零件坏了，光拿钱还买不到，还得拿相等重量的废铁去换。

　　车发出去了，一家人也闲不下来，那么多座椅套，脏了的要洗，破了的要补，旧了的要换，明天的车票还得提前卖好。我记得奶奶经常赶路桥集市，去批发那种又结实又便宜的布料，照着原先座椅套的样子，自己裁，自己缝，能省一点是一点。

　　火辣辣的烟头戳上脸 万元户来得好辛苦

　　第一年下来，债基本还清了，第二年下来我们家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四五年下来，家里的客车就不是一辆，而是3辆。经济条件是改善了，但个体搞客运，尤其是长途客运，怎一个“苦”字了得。

　　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温岭至宁波要翻山越岭，有多处是事故多发地段，比如地势险峻的黄土岭、猫狸岭，从温岭发车到宁波至少要6个小时。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机，客运班车讲的就是准班准点，到点了不见车影，一家人只有坐着干着急。有时真碰上在山路车抛锚什么的，既联系不上，又耽误了旅客的时间，而且又没有多余的车可以载客，等急的旅客不仅嚷着要退钱，还要摔凳子、摔桌子、抢票袋、挥拳头。

　　更难的还是当时的治安，一路上总有一些车匪路霸，他们在半路上拦车抢劫，到了他们的“地盘”要收保护费，没钱了就找驾驶员勒索，遇到这些，委屈只能往肚里咽。因为是做生意的，万一伤了旅客，赔的钱就更多，而且班车每天都耽误不得，惹不起也躲不起。

　　我父亲就因此遭了不少罪。有一段时期，车上骗赌很是猖獗，有些旅客鬼使神差地就被骗走了所有的钱。爸爸牢牢地记住了几个主谋和几个赌托的特征，有一天一见他们上来，爸爸就赶紧给旅客提了个醒：大家要保管好随身物品，车上严禁赌博！话音刚落，几个人就凶相毕露地冲到驾驶室，拿一截火辣辣的烟头戳在父亲脸上：“咱们客运南站见。”

　　爸爸不怕，他干脆每趟发车前就把这群骗子的诡计一五一十地给旅客讲清楚。让爸爸得意的是，他车上的旅客再也没被骗过。可爸爸却一个人在宁波客运南站见到了那群人，车子的挡风玻璃被砸了，车上的票款和身上的钱被抢了。

　　并未在改革开放中暴富 精神财富却将世代受益

　　1995年，这辆伴随了我们11年，见证了我们全家改革开放生活的解放飞翼牌40座大客被我爸爸卖了，遗憾的是，那时我们全家上下一心想着挣钱，谁也不曾想过为它留下一张照片。

　　但有了一次三千元成就“车老板”的经历，我们全家都和汽车结缘，甚至每个人都有了汽车情结。尤其是我爸爸，从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客运事业，他与人合作，开拓路线，厦门、上海、青岛、洛阳，都曾有过他驾车的身影。

　　我在杭州读完大学，回温岭进了一家客运企业，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没怵过，感觉很亲切，仿佛相识多年。

　　如今我已过而立之年，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也已经两岁半了。等儿子长大了，我一定会告诉他这个值得铭记的故事。虽然我们全家并未在改革开放中暴富，但它留给了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那段同甘共苦的岁月，我们更懂得珍惜来自亲情的关爱，和睦愉快的大家庭氛围常让邻居们羡慕不已。

　　再也找不到那块上学路上搁我自行车后座的售票牌了，字褪色了我还用毛笔沾着红漆一点点涂上去；再也听不到奶奶一遍遍地跟我学售票时常用到的几句普通话，学得好滑稽、好辛苦；再也看不到婶婶们大半夜地点着灯补着没完没了的破椅套，再也听不到爸爸和叔叔们，借着酒气大声谈论着路上遇到的“土匪恶霸”……但我想，无论何时，我都可以很骄傲地告诉自己，在温岭的客运史上，有太平旅行社抹上的浓墨重彩，有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家人一起奋斗过的光荣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