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我和8个老同学去看望82岁的小学班主任徐蓉春老师，不禁一番感慨。当年面目清秀的老师一头白发，而从小打闹在一起的同桌亦是银发飘飘，大多膝下有孙辈了。

　　我最想说的是，我的命运从1966年开始坠入低谷，到1978年才弹回原地，然后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黄金30年。

　　1960年，我们毕业于杭州忠清巷小学（现称杭州新华小学，今年它将迎来百岁生日）。记得我的同学大都居住在新华路、长庆街、六克巷一带，大家就近入学，无人择校。

　　小学毕业后，我考进杭一中初中（现称杭州高级中学）。1963年，我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报考杭一中高中，但由于是“资本家的子女”，被拒之门外。当年的杭二中老校长黄怀仁怜惜人才，把我及与我有相似命运的一批尖子生招进杭二中，为此我们没有荒废学业，但这却成为黄校长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的一条罪状。

　　1966年，我扎扎实实读完了所有中学课程（俗称老三届），文革开始了。学生留在学校搞运动，写大字报、斗走资派，我当时由于家庭成分的关系，很自卑，成了“边缘人”。

　　1970年，我下乡到萧山兵团参加劳动。1975年，萧山兵团撤销，变为地方农场，我们的户口从萧山迁出，又迁不进杭州，只好放在口袋里，称为“袋儿户口”，我到处做临时工。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因为户口问题，我不得报考；次年，我到母亲所在单位杭丝联“顶职”（即父母退休，岗位留给子女），这才落实户口，落实工作。

　　当年，我以全省第三、杭州第一的成绩考进浙江大学，选读工业电子专业。应该说从那时起，我才扬眉吐气做人，做我们国家的主人翁。

　　从浙大毕业，我被分配在一家省级研究所从事医疗器械产品研发，我把专业知识用于查找资料、做实验；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又开始接触电脑，把电脑知识用于特种医疗器械的研发，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先进科技成果奖和进步奖。如今我62岁了，依然在科研一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