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间，极富传奇色彩的安徽亳州人王效金，让偏居小镇一隅的古井酒厂，成为声名远播的国内酒业“大鳄”，他也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被吹捧到中国“酒界第一人”的虚位。

　　然而，就在行将退休前，时年59岁的王效金却意外落马。长达14页的起诉书，勾勒出这位“酒界第一人”的另一面：十多年间，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原材料采购、广告承揽、合股经营、企业收购等方面“慷公家之慨”，当然，也由此慨然将千万贿金放入自己腰包。

　　就在上周，王效金案一审宣判，“酒界第一人”领刑无期。

　　白酒大王大发“酒财”

　　在进入古井酒厂之前，王效金曾在亳州双沟区老王庄插队，并先后在亳州机械厂、亳州工业公司工作，自从1987年8月任原亳县古井酒厂厂长之后，王效金开始了他的辉煌人生。在他的带领下，古井酒厂一路高歌猛进：1989到1996年，企业资产增长了18倍，利润增长了24倍。古井集团也由此成为国内知名大型企业，1999年，总资产已近百亿元。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伴随着企业的壮大，王效金这位酒界巨头大发“酒财”。最典型的例子是，王效金和四川省某酒厂厂长李某长达16年的“合作友谊”，让自身收获了66万元人民币以及引发争议的55万美元。

　　时光追溯到1991年下半年。当时，四川省某酒厂开始向古井酒厂供应浓香型散酒。为进一步打开古井市场并巩固与古井酒厂的业务关系，当年10月的一天，李某来到王效金的办公室，奉上5万元人民币，被其欣然笑纳。

　　从此，王效金一发不可收，从李某处收取越来越多的金钱。王效金投桃报李，不仅在购买散酒业务、货款支付等方面为李某大开“绿灯”，而且主动关照李某。

　　不过，王效金在一次次收受贿赂的同时，也对李某较为提防。在1997年上半年，因为担心私生活不检点的李某“口风不严”，王效金曾经“难得”地拒绝了李某送来的好处，由此引发了一次极富戏剧性的“变通”行动。

　　据检方指控，1998年5月份的一天，李某和王效金达成口头协议：根据李某酒厂向古井集团供应的散酒数量，按吨计提好处费给王效金。李某还同王效金约定：计提的好处费先放在李某处，王效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拿走。考虑到王效金的儿子将来出国需要美金，李某提议将计提的好处费折算成美金……

　　最后，算下来，这笔好处费共计55.19万美金。需要说明的是，该笔款项一直控制在李某手中，王效金从来没有“经手”一分一毫。但最终法庭在定性时，依然将其纳入王的受贿范围。

　　酒瓶上都能刮下三分利

　　除白酒主业外，古井酒的包装材料采购、广告业务承揽，甚至房屋装修等每一个环节，都有行贿人为了感谢或者获得业务而向王效金行贿。时间从1991年10月持续到2007年3月间，而无论是1万元还是数十万元，王效金都涓滴不弃，全部“笑纳”。

　　1997年初，时任深圳某印刷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的戴某通过关系找到王效金，想做古井酒的包装业务。在王效金的安排下，当年上半年，深圳某公司开始为古井集团提供高档酒包装盒。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该公司董事长张某和业务经理戴某来到亳州市，送给王效金港币5万元表示“谢意”，有了这第一次，此后便有更多的“红包”奉上。

　　这样的事不只一次，这样的“朋友”不只一个。

　　王效金众多受贿经历中，还有一宗与已经落马并获无期徒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昭耀有关。

　　据检察机关指控，1996年下半年，古井集团在建的古井大酒店装修工程拟对外招标。深圳某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某通过个体户沈某找到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昭耀。后者给王效金写了一封信，要求帮助承揽该工程。

　　当年下半年的一天，刘某、沈某带着王昭耀写给王效金的亲笔信，来到亳州市王效金的办公室，并送上人民币5万元。之后，王效金电话安排古井大酒店当时负责基建的负责人，让其在同等情况下给予深圳某装饰公司优先中标。

　　然而，深圳某装饰公司最终没有入围。得知该情况后，刘某与沈某又送给王效金人民币10万元，再次提出希望承建古井大酒店装修工程。当晚，王效金打电话给古井大酒店当时的基建负责人，要求想办法让刘某做古井大酒店装修工程。

　　经过一系列安排，刘某的公司最终承揽了古井大酒店部分装修工程，1997年4月，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工程造价 220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为了及时结算工程款，刘某和沈某再次到王效金办公室送上10万元人民币。在王效金的指示下，深圳某装饰公司如愿以偿。

　　之前曾有消息称，王的最终落马，和王昭耀有着直接关系，便是指此事。

　　监守自盗皆因一言九鼎

　　作为国企掌门人，王效金原本应该履行好“看家”职责，但是，在集团里的一言九鼎却让其可以为所欲为，最终“监守自盗”。

　　王效金曾公开表示：由于体制本身的缺陷，导致古井集团的经营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言下之意，最好能引入战略投资者，来个大大的改制。其实，冠冕堂皇的这些战略背后，却是王效金的“小九九”。

　　有熟悉王效金的人就说，古井集团发展到今天，王效金当然居功至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古井酒厂厂长后，王效金便开始展现惊人才能。最具说服力的是“降度降价”的经典营销案例——将古井贡酒的度数降下来，同时也将销售价格降下来，让普通人也能喝得起名酒。

　　很快，在当年的名白酒企业中，古井成为惟一一家效益没有滑坡并一跃成为全国工业企业500强的企业。

　　光芒之下，王效金让人无法不仰视，其也成为古井集团乃至亳州市超重量级人物。

　　但是，古井集团国有企业的性质，注定王效金只能是高级“打工仔”，一旦退休，只能“抱憾离开”，难以带走企业“一草一木”，这实在难以让王效金心理平衡。

　　基于此，接近花甲之龄的王效金对改制的渴望极为迫切，并不遗余力予以推动。其背后蕴含的，是其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逐”。

　　古井集团下属的九方制药有限公司改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2003年5月，得知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准备进行改制的消息后，王效金多年的朋友、北京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潘某专程上门，请王效金予以支持其参股九方制药公司的经营。

　　最终，王效金多次指示安排，将九方制药公司的净资产由2200万元下调到1000万元。由此，北京市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仅增资1000万元就取得了九方公司50%的股份。而背后，王效金先后收受潘某所送人民币200万元、美元2万元。

　　为了自己的利益，王效金从来不遗余力。古井集团要改制时，他全力推动，当时的方案中显示，要设立一家新的投资有限公司，作集团的一个股东，以此实现古井股权多元化。该方案规定，在这家新的持股公司中，普通员工占股60%，管理层占股40%。但方案中出现了员工与管理层分配股权悬殊的问题——普通员工每人仅有3万股，而王效金一人则有1000万股。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据参与者回忆，当时很多职工为了宣泄对分配方案的不满，竟然跑到王效金所居住的别墅边烧纸钱，放鞭炮。从外地赶回“灭火”的王效金大怒，回家后气得灯都没开。

　　虽然最后这次改制不了了之，可王效金追求财富的热烈程度可见一斑。

　　总额高达千万的多笔贿金终于导致王效金落马，王效金对此也是感慨多多。

　　在第一次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他就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之意，一番忏悔中最深刻的六个字，就是“不拜金，慎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