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融入广州街头的找工大军中，找工难，难于上青天。摸着口袋里仅剩的几百块钱，我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决定趁身上还有路费，赶紧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火车站，在广场上买了一份列车时刻表，正看着，忽然听见身旁有位操上海口音的中年男子在向巡警打听一家甲亢病防治医院的地址，巡警摇摇头说不知道。他又去向出租车司机打听，结果还是不知道。

　　我见他挺可怜的，便走过去告诉他说：“大哥，你要找的这家医院原来在东风路，一个月前搬到了海珠区，要过海珠大桥才能找到。”听我这么一说，那中年男子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草似的，忙拉住我说：“小兄弟，我是从上海特地赶过来治病的，麻烦你带我去一下，好不好？”

　　我见他说得这么诚恳，就同意了。在我的指引下，他终于在江南新村一条小巷里找到了那家医院。

　　那上海人挺感动的，一个劲地道谢，还塞给我100元钱，他说：“如今市场经济了，什么都有个价。你辛辛苦苦费时费力为我带路，给100元你喝茶是应该的。”

　　回到火车站，我捏了捏手中的100元“带路费”，又看了看广场上那些茫然四顾彷徨无计的人们，我心中忽然一动，跑到一家店铺里买来纸笔和墨水，写了一块“有偿带路”的牌子。没想到生意暴好，当天就入账300多元。做了两个月后，竟攒下了50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