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期间，我没有住在那个被人称为“最无趣的城市”的市内，而是去了距其有一百来公里的克朗堡。那是个优美如画的小镇，富足而平静，是法兰克福银行家的居住地，也是法兰克福中产们的写照：秋日如画的景致中，人是永远稀缺的，所以，两辆接踵而来的公交车居然会停下来给我让路，肥胖的德国司机在驾驶座上微笑着向我做出礼让手势，因为我是这镇上少见的外国人。听说龙应台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另一个小镇上。一位图书经理不停地说，如果作家住在这种地方，肯定会文思泉涌，好作品便指日可待了，何不与那些大牌作家签这样的合同哪？……

　　从克朗堡到法兰克福书展并没有半点儿不方便，我搭S-Bahn进城，中途的一站就是法兰克福书展。入口处并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有一些西装革履的书界人士挟着皮包，拖着拉杆箱快速从各个通道进入会场。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几大书展中规模最大的，从一个馆到另一个馆要搭乘区间车。中国在六号馆。中国出版集团的场面很大，浙江也占了不小的地盘，出版界许多熟人在那里碰面聊天相见甚欢。

　　争夺的主要目标是诺奖得主

　　不用说，许多出版界人心照不宣的目标就是今年的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国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译林、译文，都是有力的竞争对手。潮水般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正向勒·克莱齐奥作品的出版商法国伽利马出版社(Editions Gallimard S.A) 涌来。伽里马出版社国外版权部经理安妮·索朗·诺贝尔（Anne- Solange Noble）是个年轻的新手，但很有点大牌风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电话和邮件都要求获得这位新鲜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外国版权，而且大多当面提出了报价，“来电太多了，以至于我怎么把它们听完都是一个大问题”。她一般不接受客户的吃饭邀请，但熟人邀约又当另论。伽里马以大牌出版社的惯例，只对于出版过勒克莱齐奥作品的出版社给予优惠，并不接受当面报价，所以，竞相抬价，在法国人那儿似乎不太行得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因早早做足功课，一出手便买下了勒克莱齐奥的15种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小说，也有一些非虚构类作品，有一本很薄的小书，是西班牙著名女画家弗里达和她丈夫的传记，估计会很好看。据法语文学专家们说，勒克莱齐奥的早期作品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质，比较晦涩难读，但当他年事渐长后，便放弃了实验风格，转而向平实抒情及优美的方向发展。

　　诺奖新科得主并未在书展大出风头

　　但是，如同往年一样，法兰克福书展的法国展馆并没有特意把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大幅照片或是作品着重推出，逛遍展馆，都没有今年新科诺奖得主的任何特别资料。倒是往年的诺奖得主：奈保尔、耶利内克、库切等人的大幅照片挂在他们自己出版商的展位前。

　　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是土耳其，明年就是中国。对此，德国主要媒体多有着重报道。《法兰克福汇报》称，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现在又填了一个空，即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自然，无论从全民关心度还是举办时间长度看，在法兰克福成为主宾国，远远不能与奥运和世博会相比。但是，在这个世界最大书展成为主宾国，对力争把中国文化真正推向世界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而且，连续3个中国年，从体育到经济，现在再插入文化，使之连绵不断，其意义不能小看了。

　　“一本用七个印章蜡封的中国书”

　　据德国之声日前报道：据法兰克福书展协会2005年的统计数字，德国出版商从中国购买了31部书的出版许可，而同年中国出版行业却从德国购买了379部书的出版许可。

　　在文学方面，中国古典文学有西方语言译本的不少，但西方普通民众知道的几乎没有。现代中国文学，也有不少译成西文的，但同样主要在汉学家的圈子里流通。当代中国文学，近年来译成西文的有所增加，但数量还是很少，影响力大的可以说就没有。

　　据检索，上世纪八十年代来以德语出版的中国小说家作品数量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如张洁有4部（都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沉重的翅膀》、《琉璃城》、《短篇小说选》等）；苏童有3部（《妻妾成群》、《米》、《罂粟之家》）；张贤亮有一部（《习惯死亡》）；张抗抗有半部（与张洁合的小说选）；王小波有一部（小说选）；王朔有二部（《顽主》、《玩的就是心跳》）；王蒙有两部（《蝴蝶》等）；余华有2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莫言有4部（《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枯河》等）；王安忆有4部（主要是中、短篇小说选）；李锐有2部（《银城故事》等），阎连科有一部（刚刚出版的《为人民服务》）；此外，虹影有4部（《流逝》等）；戴思洁有2部（《巴尔札克与小裁缝》等）；还有Anna Wang的《中国女孩》，德国的罗令隐等原作为西语的作品。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完全查不到德语译本，比如陈忠实、贾平凹、高晓声、叶辛等。80后中国作家群还完全没有进入西方视野。

　　德语中有个成语：“一本用七个印章蜡封的中国书”，以形容事物的神秘。中国人经过了一二百年的努力，能够大致上理解西方了；而西方人理解中国的努力还刚刚开始。

　　本报记者 文敏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