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晨醒来，一二分钟之内都是恍惚的，德国？云南？广西？还是太行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为何而来，这个职业病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10年颠簸，我自己都匪夷所思。每周半小时的专访纪录片，整个栏目组头几年只有两个人，我和我的摄像，后来也只有3个人。萧山机场的安检在我过关时看都不看，“咵”就盖章了——太熟了，我像坐公共汽车一样每周都有往返。今天我不想讲理论讲学术的东西，或许更多的人想听我的经历、故事。过不了多久大家会看到一部电影叫《桃花红，杏花白》，这部电影改编自2003年我拍的两个《亚妮专访》节目,《向天而歌》和《兄弟》，它是我这10年经历的一个总结。

　　放羊倌变军官的故事

　　什么是原生态文化？有一段经历也许可以窥见一斑。

　　2002年，我去浙江仙居主持一台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首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第5个选手，穿着羊皮袄拿着羊鞭，一上场“啪”地一甩羊鞭，开口就唱，唱完了台下一点声音也没有，一会儿掌声雷动，把整个现场都震了。这是个什么人？当时擂台赛的男主持人是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的副主任田青，他说不瞒你说，他是我前几天刚刚从山里带出来的，压根儿没经过初赛、复赛，直接就进决赛。那天田青在太行山采风，看到山上的羊倌正放着羊唱歌，唱得那个叫好！田青就把他带出来了。

　　这个人叫石占明，现在已经是解放军二炮文工团的独唱演员，一个正营的军官。3天比赛结束，我就跟石占明到了他的老家，那是太行山最偏远的地方，一个叫红都村的山沟。那个村离公路有8公里，一条羊肠绕着山，下雨下雪根本进不去，那里的人进出多少年都是走。我到的那天，他爸穿着一身黑棉袄，一根布绳腰上箍着，插着根旱烟杆，就站在村口。我对他说：“你儿子得了歌王了！”他问啥是歌王？我说唱得好成了王，他懂了，接着回答我：“他要是成了王，那咱全村的人全是王，我早是王了。”

　　石占明的片子《进城记》是我们摄像兼导演杨铭做的，播出后，石占明一下就红了。有一天，我对杨铭说，他爸不是说石占明要成了歌王，全村的人都是歌王，这里边有戏，咱再回那个村。去之前我和左权县文化局局长打了电话，请他帮忙通知村里人那天不要上山放羊了。

　　去了。到了村口，就看到石占明他爸站在山坡上，一看到我扯着嗓门就唱，唱得那叫一个好呀！我对杨铭说赶紧拍呀！正拍着，石占明火急火燎地跑过来拉住我：“别拍别拍……”我问为啥，他说：“我爸这是在骂你呢！”我奇怪，我把你儿子整成了“王”，千里迢迢地又来拍，还骂我？！石占明拉着我往家里走，说，自从我拍了他的电视后，上海电视台也来了，湖南电视台也来了，中央电视台也来了，江西电视台也来了，连英国BBC都来了！他们家来一拨人杀一只羊，来一拨人杀一只羊，原来400多头羊，现在杀得还剩下198头。他老爸心疼啊。那个村很穷，全村就靠放羊过日子，石占明一家的日子全在这400头羊上。石占明去仙居参加民歌赛，他爸杀了4头羊卖了才凑足盘缠。事后田青跟我说了件事儿，有一天夜里，月黑风高，快11点了，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就见石占明满头大汗站在门口，二话不说把一个血淋淋的麻袋往地上一丢就走了。田青心里一颤，怎么回事，杀了人了？叫住石占明，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只剥了皮的羊，那羊倌结结巴巴地说，他爸杀了一只羊，让他背着上北京谢田青。

　　我那回去拍片，因为石占明的片子引起了轰动，县里非常重视，浩浩荡荡地县里十几个领导陪着我，那不是鬼子进村了嘛？他爸不得吓个半死？我赶紧把他上次做路费的4只羊和这次要吃的羊钱给了他爸。后来完成的《亚妮专访》叫《民歌恰似穷乡好》，播出之后，这村就被左权县人民政府列为民歌村，没什么人踏的那条山路，一下人气很旺。我一直认为，真正好的东西藏在民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精彩纷呈、源远流长，就是因为中国有这么多这么好的百姓。

　　12个没眼男人

　　长江文艺出版社要出一本书，叫《亚妮和12个没眼男人的故事》。

　　就在拍完《民歌恰似穷乡好》，我出村时，见到一个庙里有十几个人坐在铺盖上，抬着头向天而歌，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们，这些全是没眼人。太行山人管盲人不叫盲人，叫没眼人。

　　后来我知道了一些关于没眼人的背景。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八路军的前线总指挥部就设在左权县麻田乡。当时八路军把太行游走的没眼人组织起来，成立一支特殊的情报部队，他们以唱曲为掩护，刺探军情、偷运军火，宣传抗日。这些人无论多高的山多远的路，就凭一双脚、一根棍，走！一些没眼人，翻山越岭时掉下崖去，死了就死了，没办法救，都是没眼人。

　　解放后，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是八路，可以吃皇粮、拿俸禄了。队长就领着一帮没眼人走了3天3夜，到了太原城找政府，就问一句话，咱是不是八路？政府的人一查说，没有你们的档案。这些没眼人又走了3天3夜，原路去原路回，一路就问咱是不是八路。到了山里，老乡说，你们咋不是八路，要不你们走到哪吃到哪，每个村都管饭咧。没眼人就舒了心，从此再也没有出过山，一年360天，在太行山的1700个村庄游走，自生自灭，整整70年。后来太行人给了他们一个很现代的名字，盲宣队。

　　我当年去拍《向天而歌》，主要是因为这支队伍保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西部民歌最原生态及最完整的曲牌曲目。因为这些人，没有交通，没有通讯，多少年就走着唱着活着，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改变，从某种角度说，救了这部分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拍片过程中，盲宣队的主唱红权告诉我，他有个哥在北京当记者，而且很有名，已经有16年没见面了。我当时很吃惊，一个在山里流浪卖唱，一个在北京做着记者，后来就衍生出另一个纪录片《兄弟》。那段时间，红权、红权他哥红庆、盲宣队的老少、山里的老乡等等，给我讲了很多他们的故事，生活、爱情，惊心动魄。那些故事，电视是做不了的，只有电影才能传达，那时我就想，等我有钱了，我就拍一个盲宣队70年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电影。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那些没眼人，那是2003年。《向天而歌》和《兄弟》相继播出之后，我告诉盲宣队，片子都得了广电部和我们省政府的大奖，他们根本不关心，只问电影什么时候拍。因为那时我说要拍电影，他们问拍了电影能干啥，我说你们这些光棍都会有老婆。这对他们诱惑太大了，这些没眼的光棍一辈子受苦，就为了娶一个老婆。

　　抵押了房子拍电影

　　2005年，我获得了浙江省“五个一”人才奖，需要交一个课题研究，我就想到能不能用完全纪录的形式创新一个故事片，把《向天而歌》搬上银幕，推向国际。我开始往返于左权，重新采访积累素材，开始了《桃花红，杏花白》这部电影的编剧。到了年底，我又开始筹备大型系列纪录片《中国大使》。往往早上我在外交部的亚洲司、欧洲司等司部领导那里商谈中国大使的拍摄，下午就飞到太原，一刻不停地坐车到左权再到村里，在那些没眼人堆里跟他们商量电影的拍摄。这是中国的两极，中国最精英的和中国最底层的，这常让我恍惚。

　　拍电影要砸钱，没有五六百万下不来。筹钱是最难的，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我以前晚上从不出去应酬，我觉得那是浪费生命。但是那半年我几乎天天和一些企业家吃饭，要投资啊。可就是没人愿意拍瞎子，他们怕成本收不回来。一跺脚，我把自己在杭州的房子抵押了。其实我的房子抵押不了那么多钱，借贷的总行行长姓金，是个很有文化情结的人，他对支行长说：“按政策给亚妮放贷，不足部分从我的工资和储蓄上扣。”后来我就是用了抵押房子和金行长借给我的钱成立了摄制组，2006年正月十五，电影在左权县开拍。

　　我的摄影师是香港的，和王家卫、Discovery都有长期的合作，他说，从没见过电影是这样拍的，也没见过演员能这样演戏。那些没眼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表演，就是把他们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事再做一遍。

　　贾樟柯破例了

　　大概有近半个月，突然有一天，早上出工，没眼人一个都没来，剧务说，他们罢工了。我很太惊讶了。我去了他们住的小饭店，盲人说你们吃好的，喝好的，我们吃的还是面条；你们有澡洗，我们没澡洗，所以不干了。摄制组请的摄影、服化道美全是一流的，像香港来的摄影，他们的生活条件合约里是写好的，我们经常在超市给他们买啤酒、可乐什么的，可能老乡把话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我没法和他们做具体解释，那天，我就把抵押房子拍电影的事告诉了他们，走的时候我说，拍不拍，你们自己决定。

　　当天下午，有人敲我房间门，打开门，站在门口的是吵得最厉害的那个没眼人，手里捧了一包东西。他说他们开了一个会：“这些钱还给你，你也不容易，”说完就走了。那钱是我给他们每个人2000元钱的拍片酬劳。后来我让剧务把钱送了回去，并让他带去一句话，这个电影是为你们拍的。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罢工的事，再苦再累，那些没眼人没有一句怨言。太行的老乡曾对我说过，盲人是通灵的。他们要祈祝你啊，你心想事成；他们要诅咒你，你麻烦大了。也许应了这句话。冬天的戏拍完，我花光了钱回到杭州，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一位浙大研究生毕业的房地产老板听我讲盲人的故事不到10分钟，就问我你要多少钱，几乎不假思索地给我投资。他从大学时代就看《亚妮专访》，说：“以后只要是《亚妮专访》改编的，我都投资。”同时，这部电影被列为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拨款30万元予以支持，一下子，电影的进行有了着落。

　　片子在北京做后期，我请贾樟柯做艺术总监，他说我从来不做任何片子的总监，这点小名气来之不易。然后我给了他一张10分钟的电影碟，他看完说：“我破例。”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真正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没眼人用他们匪夷所思的行为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的是他们在那种条件下对生命的执着、对生活的乐观，这是现代文明人欠缺的，也很难做到的。

　　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谓文化底色，就是具有民族色彩、民族特征的、原生的、鲜活的、生生不息的、支撑着我们民族繁衍的东西。这10年来，我接触过很多最底层的文化人，他们默默无闻、毫无索求地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我们所谓的贡献在他们看来是再平凡不过的事。没人知道这些人做的事，他们也无需别人知道他们做的事，这就是高尚。

　　《亚妮专访》的责任之一就是抢救和纪录中国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同时让更多人知道那些默默地为中国的文化做着奉献的普通人。现在有很多国外电视公司要买《亚妮专访》的素材，因为这些东西他们再也拍不到了。我想我至少为我们的文化保护做了一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