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一段，时局纷乱，人心思变，而正是在纷乱的变化中方才显出人物的性情与品格，于是，平常史家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将人物放到大是大非中去表现，在纪实散记中体现人文情怀。北京大学中文系新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和他的夫人，著名学者夏晓虹恰在今年将要结束时，各有另出机抒新编著作相赠，陈平原是《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夏晓虹是《旧年人物》。

　　陈平原的这本新书如果从最浅表的层面来看，似乎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北京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他在书中对此有一个代表许多文化人观念的回答：全球化是一种经济浪潮，可更是一个文化进程。我们迎进来的，不仅是各种各样的名牌商品，也是各种各样的生活趣味。很快地，我们会意识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既保留本土的历史文化记忆，而又避免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夏晓虹的《旧年人物》为晚清至民国几位著名人物小集。谭嗣同、梁启超、秋瑾在夏晓虹的关照里是一个性情中的谭嗣同，是一个“寂寞身后事“的梁启超。夏晓虹本已熟知梁启超所著《谭嗣同传》其中再三被引用一节为“（谭）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劝君乐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但晓虹又找出另一佐证以证明此事并虚。

　　《文化十日谈》、《教育放言录》是学者丁东、谢泳在《中国青年报》对话专栏的结集。《文化十日谈》中的知人论世，说古论今，还是《教育放言录》，两人的对话，经常由表及里，由远及近，由事件而问题，由现象而实质。某些话题触及的人与事，时有知识弥补的阅读喜悦。《教育放言录》使人对现行的教育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生活的世俗化，社会开放不足，以及生存环境、活动空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使得知识分子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考验。谢泳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不时发出清醒而冷静的声音。在我看来，耐心和持久胜过激烈和狂热。

　　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库切其实已是澳大利亚长居者，他的新著《凶年纪事》即是移居澳大利亚后的作品。这部新著于形式于思想都有令人眼目一新之感。据美国著名书评杂志《村之声》评论：“三股叙述流分头而行，每一页都呈现层层相叠的模样，读者对此须立即作出阅读方式的决定：或是顺着一股叙述流一路读到底；或是一页一页来，从上到下把三股叙述流一层一层读下去。我本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读法。这样的小说文本就像是《星际迷航》里史波克先生玩的‘三维棋’。虽说读起来而有些磕磕绊绊，但这种方式的运用，证明了库切超凡的文学天赋。从复调的意义来看，他的天赋不亚于他最倾慕的音乐大师：巴赫。”

　　故事本身就是虚实结合，三股叙述流中的上面一层是文化散论“论国家的起源”、“论托尼·布莱尔”、“论概率”……故事从一位声名卓著的作家应德国一家出版社之请撰写一本书名为《危言》的言论著名，这是一个可用来表达社会关怀的机会，他写了一系列短论。在社区洗衣房里，他遇见了年轻的美丽女子安雅，雇她当打字员。安雅的男友艾伦是一个投资顾问，他明白这个世界是以严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式来运作的。老作家、女打字员、投资顾问，三个人之间因此产生的思想碰撞非常有意思。

　　文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