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家大医院里，都有一个奇特的“生死”世界。这里，往往只有冰冷的显微镜和切片机；然而，每年却有上万病人在这里接受“良性、恶性”的判定；至今，几十万人的疾病，在这里得到早期确诊；也有几十万个生命也在这里得到转机。

　　因为极少机会接触病人，这个世界里不可能有鲜花，也听不到掌声，但慕名求鉴的病理切片源源不断，“生死判定”源源不绝。

　　耐不住寂寞的人在这个世界里如坐针毡；潜心其中的人却在病理切片、细胞与分子间找到了平衡，找到了精彩。

　　在杭州，有一位老病理科医生，就在这方寸世界间，坚持了43 年，在显微镜下为生死边缘的人寻找生机。

　　因为长期过度用眼，老人的左眼已经在26年前完全失明，右眼也已经是1600度的高度近视，并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

　　今年，老人已经79岁。但他依然执着地告诉记者：“如果能去除白内障，我还可以再看病理，我还想把我所有的经验都写下来，教给后来者。”

　　老人姓徐，名思行。省人民医院前病理科主任。

　　“和蔼可亲”的却心地很坏

　　气势汹汹的

　　其实挺“善良”

　　“我这工作，就像做审判官。讲出的话连着别人的身家性命，一点都马虎、耽误不得，”徐思行开口不离本行，“肿瘤病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是判断病人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的形态千奇百怪，有的切片，细胞看上去气势汹汹，其实挺‘善良’；有的切片，细胞看起来‘和蔼可亲’，其实心地很坏。我的职责，就是发现这些细胞的‘真实面目’。”

　　“干我这行要承担风险，可也有大愉快。我参加工作20多年时，有个同学的妻子找我看病——她膝盖上长了个直径约5厘米的肿瘤，所有的医生都怀疑这是恶性肿瘤，她自己也哭了好几次，以为要高位截肢。她当时才20多岁啊！手术那天，我就守在手术台边，肿瘤一切除，就当场做冰冻切片，判断肿瘤的性质。”

　　术中快速冰冻切片，是病理医生最富挑战性的工作。从取样到出诊断报告，必须在20分钟内完成。这要求病理医生有过硬的病理技术本领，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当机立断的决断能力。

　　快速取材、冰冻、切片、染色……

　　徐思行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诊断结果：良性。“她的腿保住了！现在，她还生活得很好。每到这种时候，我的心情跟病人一样高兴，这可以说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事了。”

　　把“病”与“人”联系起来

　　40多年

　　从没把良和恶搞反

　　“做病理，其实是个主观性蛮强的工作，所以，我从1989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推动病理的质量控制工作。一晃眼，都过去20年了。”他感叹说，其实，做病理，跟侦探一样，要细心，要善于发现蛛丝马迹，很多人觉得病理科的医生和病人是隔绝的，其实病理医生也要善于和病人沟通，把“病”与“人”主动联系起来。

　　“最简单来说，鼻咽癌病人，样本不过是3颗芝麻大小的肉，如果仅凭切片判断，而忽视了病人是不是有鼻子出血、耳鸣的症状，那是不够的。因为取样可能不到位，切片由于角度的关系也未必能发现早期的肿瘤细胞。”他说，“不是很有把握，绝对不能妄下结论。勉强的判断不能做。但如果可以早期发现肿瘤的恶性程度，也绝对不可以放过。”

　　徐思行常说，肿瘤有良性、恶性之分，对病人来说是瘤是癌，就好比是一条泾渭分明的生死线。40多年来，他看片子养成了个习惯，碰到有疑问的病理片子，不直接诊断，大量翻看资料、查阅文献后，再“复习”切片下结论：“我喜欢回访病人，看看他们现在的状况，以此对照当时的诊断结果。做病理，不判断错误是不可能的，但40多年来，我可以说，我没有出过严重的错误——比如，把良性和恶性搞反了！”

　　即使我两只眼睛都瞎

　　能换回千万生命

　　也值

　　退休前，徐思行每天的工作，从一台显微镜上开始，也从这台显微镜上结束。忙碌的日子里，他下班回家时，眼睛时常跟兔子一样红红的：“太累，结膜充血了。”

　　“当了43年医生，看了几十万张病理切片，有时候一张片子就要在显微镜下看上几十分钟，我这双眼睛就是这样搞坏的。”老人回忆说，他大学毕业时，双眼近视不过200度。

　　爱人劝过他，说你再这样下去，弄不好双眼都要失明，将来生活上怎么办？“可我这人脾气急，工作一搭手就放不下来，总想着尽快让病人知道结果。我总想，病人太可怜了，能早一点发现疾病、早一点知道健康的消息都是好的。”

　　为了看病理，赔上自己的一双眼睛，值得吗？老人没有正面回答。

　　然而，有学生在博客里回忆徐思行时，却着重提到了他说过的一句话：“当我看到年轻的一代从我的书中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干，成为新一代合格的肿瘤病理审判官，使那些不该戴帽的病人摘去癌症帽子，或一些被漏诊的患者及时得到确诊，总之，使更多的病人得到正确诊断、及时治疗，我自己即使两只眼睛都瞎了，能换回来千万生命重生也值得”。

　　本报记者 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