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四川人施孟奇，人称“老孟”，把在中国热闹了一年的“山寨文化”推到高峰。他声称要办一台“山寨春晚”，“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山寨春晚”将在大年三十晚上9点9分通过网络向全国网民直播。

　　很短的时间，就有近千个节目报名参加“山寨春晚”，眼看场面越搞越大，老孟干脆开通了名为“中国山寨电视”的网站，向网友报道这台晚会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山寨春晚”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据推测，还拉到了几百万元的企业赞助，并得到了无数网友的支持。

　　草根的“山寨情结”

　　1972年出生的施孟奇，四川达州人。至今单身。“我当初要办‘山寨春晚’是搞着耍的，就想让大家在北京过个好年，没想搞这么大！”

　　1993年，没考上大学的施孟奇进入电大学习财贸专业。学习期满，他在达州市环卫处工作，任财务科长。施孟奇并不喜欢做财务，2001年，他辞掉工作，来北京学习计算机。不久后，施孟奇成立了一家以婚礼摄像和主持人培训为主的公司。正因为开了婚庆公司，老孟才有了筹办“山寨春晚”需要的音响、摄像机、话筒。

　　2008年冬天，在一次赴郑州参加婚礼的途中，他在盘点过去一年娱乐事件时发现，2008年是新人贫乏的一年。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那意味着短期内在造星领域将缺乏有力的竞争者。“我了解媒体在关心什么。”老孟说，“我也知道该如何制造热点。”这种自信来源于他长期对互联网热点事件的关注和分析，他自诩通晓里面的道道和必备元素。

　　他把目光放在一个朋友身上，对方是一个流浪歌手，性格散漫但才华横溢。他要捧红他。“山寨春晚”的组合构思应运而生，“它一定能火”。老孟当时判断。在下火车之前，他想好了口号——向央视春晚叫板。“央视是阳春白雪，我们就做点下里巴人的东西。”

　　从郑州回到北京后，老孟为自己横空出世的伟大创意而激动，他决定暂停目前所有的业务。他把组委会设在立水桥旁一个1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接着建立了博客，还拉了几个文艺圈的朋友来帮忙。但这番苦心孤诣的安排，却得不到原定主角，那位流浪歌手的响应——对方的文化公司刚倒闭，债务缠身。老孟决定不等了。2008年11月底，他花了140元在面包车上贴上了“山寨春晚”的宣传横幅，穿行于大街小巷。“我需要从社会上发掘优秀节目和能人。”老孟说，“而且，这能吸引记者眼球。”

　　2008年11月28日，《京华时报》记者接到一位老人的电话，说有辆奇特的面包车在街上跑。记者李慧博在一幢小区楼下见到了老孟，“他给人的感觉很憨厚老实”。半个小时的匆匆采访中，老孟侃侃而谈，“这场山寨版春晚，是为了让北京底层老百姓，特别是过年不能回家的农民工、大学生朋友们能欢聚一堂，过个热闹年。”

　　“你弄什么我也弄什么，但我有些地方还比你强。”老孟当时说，“我有信心和央视比创意。”他还特意创办了CCSTV(中国山寨电视)网站，看标志都瞄着CCTV。新闻稿《市民欲办山寨版春晚叫板央视》见报后，网站马上疯狂转载，两天后，媒体大军蜂拥而至。“PK央视”、“颠覆传统”、“全民娱乐”、“草根文化崛起”等词汇占据重要版面，网民也一片叫好声。

　　一个喜欢刺激的男人和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就这样如愿以偿地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一场商业闹剧？

　　只消半个月时间，组委会就收到了七百多个节目。老孟不得不在网站上发布了通知，提前终止节目征集。

　　另有一些人找上门来。他们是企业、酒店、文化公司、策划团体以及艺术商人，他们嗅到了商机。每当有公司代表前来，老孟就把对方请进单独的房间，并拒绝现场媒体旁听。老孟说，很多企业向他提出种种苛刻的要求——垄断冠名权，花钱上节目，进组委会，或以现场标语、领导讲话和奖品形式等打软广告。一个文化公司干脆把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摆到老孟面前，希望他把“山寨春晚”打包转让。

　　2008年12月中旬，北京一家报纸曝出“山寨春晚拉到百万赞助”，让老孟顿时负上敛财的嫌疑。媒体开始倒戈，称其已沦为商业闹剧。“都是媒体误导的。”老孟说，“我到现在连一分钱赞助费都没有。”他依然坚称晚会不卖票，无广告，无出场费，是一场纯粹的草根娱乐。但很少有人相信了。

　　从700个节目中筛选至100个，再选择50个，最后压缩至35个……这让老孟倍感痛苦，好节目实在太多了。但老孟考虑得很远，在与赞助商的一次交谈中，他提出了他的设想：那些没选上的优秀节目还可以组成其他风格的晚会，进行商业演出。“他早就做过这方面的市场考察和评估了。”一位要求匿名的组委会成员说，“山寨春晚的目标是至少捧红2名主持人和5名歌手或演员。”该成员还透露，老孟名下有五六家文化公司，都是空壳的。等“山寨春晚”的一些演员走红了，就以这些公司的名义和他们签约，操盘商演。但对于这些内容，老孟本人一直讳莫如深。

　　短暂的合作蜜月期

　　2008年12月13日，贵州卫视特别节目部制片人胡庶走进了老孟的办公室，他在网上看到了老孟的山寨春晚。共处5天后，双方达成了合作转播的意向，并一致认同这将是一次愉快且双赢的结合——贵州卫视借助“山寨春晚”的超高人气形成品牌效应，后者则拥有前者覆盖的5亿观众。

　　2008年12月18日，山寨春晚新闻发布会召开。老孟特意挑选了“鸟巢”旁的一座大厦，在被数十家媒体挤满的大厅里，他难抑内心的兴奋，从原来一个人的创意到现在拥有上亿观众的热点盛会。“这是全国人民办的晚会。”发表演讲时，老孟几次脱稿，不时抱拳作揖，“我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她能成功。”发布会上，老孟和胡庶签订了电视转播意向协议。贵州卫视将为山寨春晚提供专业化支持，除了提供在北京的影视基地外，还从艺术、技术方面进行指导。

　　胡庶向老孟建议，为避免“山寨”带来的负面含义，将“山寨春晚”更名为“草根春晚”或“平民春晚”更合适，并从电视台的角度对节目播出时做一定的审查。老孟言听计从。此外，在胡庶“要谦虚、务实”的建议下，老孟撤下了网站上“叫板”、“PK”等激进标语，并多次在公共场合表示“要向央视春晚学习”。这些都被后来媒体视为“山寨春晚”被招安的标志。老孟则反驳，电视台只是提供转播平台，节目选择权还是在组委会手上。“山寨春晚不会变味。”

　　只是一个周末假期后，胡庶甚至还没来得及具体部署下一步工作，电视台收到了一份指示，大致内容为广播影视机构不要与山寨类节目接洽。这无疑是一张“军令状”。为挽救和“山寨春晚”的合作，贵州电视台一名副台长和当地主管机构的一位领导立即进京，并递交了书面解释。胡庶也抱着“等等看”的心态暂时不向老孟交代。

　　过了数天，在确定没有回旋余地后，2008年12月27日，胡庶向老孟说了实情。电话那头，仅持续了不到一周的兴奋戛然而止。“整台晚会的转播肯定没有了。”胡庶说，“但不排除个别优秀节目会在某些栏目里播出。”双方和平解约。糟糕的事情还没有结束，贵州卫视的退出带来一种莫名的心理真空，企业撤销了赞助意向；一些演员要求退演。就连组委会内部，也出现了消极情绪。“老孟最难受。”一位组委会成员说，“不是他的错，却全让他扛。”

　　老孟又回到了初期的状态，他整天开着面包车频繁地看场地、看灯光音响，同时也保守着合作缘何中止的秘密。

　　距离春节越来越近了。老孟也把演出场地最终确定下来，一个超大型的度假山庄。对方包揽了表演场馆、演员住房、饮食等所有开销，日耗数万元。而山庄也借机推出一个“泡温泉、看春晚”的宣传，为迎接春节消费潮造势。现在，两家网络公司已答应届时为山寨春晚提供网络直播服务。从2009年1月15日开始，所有演员都将进入封闭式排练阶段，如果不出意外，直到1月25日除夕晚上9时09分正式演出。

　　“我时刻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老孟说，但言语间满是疲惫。一场轰烈的山寨春晚，不管当事人承不承认，已经和一场平素的有偿演出，日渐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