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走私案外逃一年八个月的义乌人孙苏军，杳无音信，急坏了家里的父母妻儿。本月初，孙苏军的岳父朱大伯走进本报编辑部，代女儿和亲家来刊登劝孙苏军自首的启事（详见本报1月7日A8版相关报道）。

　　这则启事刊登后，躲逃中的孙苏军看到了，几天后，孙苏军现身了，向义乌警方投案自首。听到消息后，孙家很欣慰。父亲闻知后老泪纵横。第二天赶到看守所，他给儿子送去了几件衣服，虽然没见到儿子，但是他说：“在外面流浪，死活都不知道。总算回来了，以后我就有盼头了。”

　　记者得知，孙苏军已被转到了金华市看守所，在金华警方的安排下，1月17日，记者走进看守所，对他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采访。

　　这一年多

　　他东躲西藏艰难度日

　　34岁的孙苏军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眉清目秀的，挺有礼貌。一见到记者，孙苏军先鞠了个躬表示感谢，他说是看到了《钱江晚报》当天的报道后投案自首的。

　　孙苏军是在2007年4月案发后出逃的。当时他正巧出差到深圳。当时金华海关缉私分局的工作人员在孙苏军的家里给孙苏军打电话，劝他回来接受调查。但孙苏军害怕坐牢，他选择了逃亡。当时，他身上带了4万元钱。

　　这一逃就是一年八个月。期间他辗转去了几个省份：广西、贵州、云南、湖南等。由于没有证件，他找不到正当的工作，不敢去正规的旅馆，见到警察就躲。“每天像做贼一样，不敢跟人说话，也不敢用手机，不敢对人家说真实的姓名。”孙苏军说，这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天天提心吊胆，怕被抓住。

　　也做过一些临时的工作，做的最多的就是工地上的小工，但只做几天，心里觉得不踏实了，就换个城市。在出逃的20个月里，他一次都没跟家里人联系过。

　　看到本报劝他自首的报道时，孙苏军正在回家的途中。因为挂念家里的情况，他正打算春节前悄悄溜回家看看。“我很关心我的案件，经常在网上搜索关于我的情况。当时在杭州找了家网吧，上网时看到了钱江晚报的这篇报道，改变了我的想法。”孙苏军说。

　　“看到这篇报道，我很难受。因为我出逃，害得家里人这么痛苦。父母亲身体不好，孩子的教育也出现问题。”孙苏军说，这是对他触动最深的，促使他最后下决心投案自首的，是报道中提到如果他投案自首，刑期在十年以内，而且老婆也可以在家照顾父母孩子。

　　三岁儿子

　　见了不肯叫声“爸爸”

　　考虑了三天后，孙苏军踏上了回乡的路，到了义乌，直接去派出所自首。派出所帮他联系了他的家人，他的姐姐、姐夫，还有快3岁的小儿子来派出所看望了他。他当年出逃时，小儿子才8个月，现在已经个头挺高了，但是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叔叔”，不肯叫他爸爸。

　　说到这里，孙苏军再也抑制不住泪水，低着头大声抽泣起来。

　　等他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告诉记者，早知道出逃的日子这么苦，还不如当初直接接受审判，自己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去面对，不要让家里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没见到自己的父母妻子，他委托记者转告他的家人：想说的太多，就帮我对他们说声对不起，希望他们能保重身体。

　　老父亲

　　孩子知错，有盼头了

　　走出看守所，记者又赶到孙苏军的老家——义乌廿三里镇某村，来看望他的家人。孙苏军的老父亲近80岁，是个老实巴交的种菜人，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种菜卖菜，盖起了一幢四层小洋楼。孙苏军案发外逃后，家里没了收入来源，老人把房屋隔开，靠房租维持生活。

　　孙苏军的父母亲、妻子朱丹英还有儿子都在家。当记者把孙苏军的话转告给他的家人时，孙苏军的老母亲一下子哭起来，眼泪像闸门打开，关也关不住。

　　孙大伯急切地问记者：“他怎么样？身体好吗？”摄影记者把拍的孙苏军的照片给老人看，一家人都围了上来。看着剃了头的孙苏军，妻子朱丹英眼睛也湿润了。

　　“他回来了就好了。我们全家都希望他能自首，他终于想开了。”孙大伯说，“当时他出逃后一个电话也不跟家里联系，我们连他的死活都不知道，每天提心吊胆，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也没几年好活了，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现在他回来了，哪怕在里面关上10年，我们也数着手指头能数得到了，而且一个月还能看他一回，我们也有盼头了。”

　　朱丹英说，当初到钱江晚报发启事，也是两家父母逼得她没办法了。“大儿子11岁了，正处于叛逆期，对这件事，他不太能理解，我也没办法跟他说清楚。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的心理负担太重，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把大儿子管好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因为走私案，没收了非法财产，加上罚款，使现在的朱丹英头痛不已。“钱已经找亲戚借遍了，能借的都借了，晚上睡觉不能想，一想就头痛得睡不着觉。”朱丹英说，现在孙苏军回来了，她也准备面对现实，春节后找个工作，起码把儿子的学费解决了。

　　临走前，朱丹英希望转达给她的老公孙苏军一句话：她会在家照顾好老人和孩子，希望他自己能保重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