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过一篇短文，讲的是罗斯福年轻时曾为农场主德里斯工作，备受这位吝啬老板的刁难。后来德里斯面临破产，急需贷款，却无人愿为他担保。无奈之际，他去找罗斯福。此时的罗斯福已成为美国总统，听完德里斯的哭诉后，仍为他做了担保。罗的妻子嗔怪道：“难道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对待你的吗？你干吗还去帮他？”罗斯福说：“假如一个人真的善良，那么善良就是他的天性，这善良不会因为面对的是一个善人或者恶人而改变。”

　　由此使我联想到自己。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到杭州市郊的一个工地检查工程质量，见到一个面白身高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挖土。询问之下，得知他原在云南某地质单位工作，是一名技术干部，后因故辞职回杭，父亲亡故，工作无着，不得不来此做“临时普工”。他告诉我说：“工程完工，自己必被辞退，而家中还有老母和有病的弟弟，生活很成问题。”我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工程结束后，破例安排他在近处工地劳动，集体宿舍无空床位，我就叫他在我的办公室搭“起早铺”临时住宿。我建议他学一点技术，带他去学扎钢筋。这年轻人聪明好学，不久就成为一个合格的钢筋翻样工，工资也增加到五级技工标准。不久，我还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使他得以成婚。一次他的母亲见到我说：“我们一家有今天，全靠你这个恩人，假使我们忘了你的恩典，连天雷也要打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被下放到工地扎钢筋。其后，大字报铺天盖地，多数都是针对我的。有朋友背地告诉我，那个视我为“恩人”的年轻翻样工，就是大字报幕后的炮制者。他想“打倒”我的原因，是恐怕我留在那将会取代他这“翻样”的好位置，我这才恍然大悟。大字报中穷追的都是要我这个“反动文人之子”交代父亲的反动行事。而我父亲的生平，在本单位惟独这个年轻人有所了解。因为他和我同处一室颇久，看到过我父亲生前出版的著作。虽然我父亲是著名文学家，但早已于1929年去世，当时我仅一岁半，他一生所留下的多种著述均属古典文学，而无一字涉及政治。

　　十年劫难总算过去，不久，我便退休了，再没见到那个“翻样”。多年后，他突然带着一个青年来到我家，告诉我因人际关系，难以在单位立足，调了一个工地，现在操作工也不做了，在看大门，工资收入远不如前。他了解到现任领导是我的晚辈，想请我去打个招呼。他所带青年是他的儿子，又高又大没有工作，是否可给他有一个当学徒工的机会。我想起前因，便以退休老人没有这样的能量而婉言推托了。

　　而今联想到罗斯福的行事和肚量，觉得自己实在太渺小。我自忖假使没有文革中的那件往事，我这个爱管闲事的人必然会勉力为他的请托而奔走。因有此前因，便不愿再援手。人们的心态和胸襟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变化的，现在我已八十三岁，“人之将死，其言亦善”。至今我认为当年我若满足了那对父子的请求，将能使我在回忆时心安理得。只要一句话就能使他们父子的生活有所改善，或许还可以促使那翻样工良心发现，从而改变成一个与人为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