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妈妈名叫范冬兰，原本是我的一位采访对象。但随着后来的交往，我和她有了一段特殊的“母子”情缘。

　　1996年2月，钱江晚报策划开展“寻访老功臣”报道，我有缘到泰顺采访，结识了革命老人范妈妈。让我吃惊的是，当时81岁的她，正在给一户人家当保姆带孩子。老人身材矮小，头发梳理得十分光滑，在脑后盘了一个髻，显得很干练。她告诉我，农村老家的房子被雨水冲垮了，她没地方住了，只好到城里来打工了。老人说这话时，面色十分柔和，看不出一丝愁苦。她以平静的语调把我带进了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37年，由于叛徒告密，范冬兰夫妇及7名游击队员被捕了。她丈夫（泰东游击队队长）和其他同志均被杀害，范冬兰也惨遭酷刑而昏死过去，怀孕着的孩子也因酷刑而流产。敌人以为她必死无疑，就把她扔在了荒山野岭之中。在老乡们的救助下，范冬兰坚强地活了下来。时任浙江第一任省委书记的刘英得知范冬兰的事迹后非常感动，特意送给她一张自己的相片留作纪念，并书以“中华女性之骄傲”为赠。

　　这位为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的老人，解放后一直在老家务农，并坚持“只要是我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决不麻烦组织。”

　　我采写的有关老人的事迹见报后，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当地政府解决了她的住房，按老红军失散人员待遇给她补助……老人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没想到她却为此惴惴不安起来。一次，她专门跑到杭州找到我，提出不要政府补助，说自己身子骨还比较硬朗，她要贷款养羊，自己养活自己，让我能不能帮助她把这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我说你们一家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牺牲，政府有责任让你过个幸福的晚年，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这是你应该享受的。老人回去后不久，领养了一个3岁孤儿，她说这也遂了丈夫临终所托。当年与丈夫诀别时，丈夫叮嘱她，“养好革命后代，将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

　　我和范妈妈每年都有书信联系，每次她来信总称我为“革命的好儿子”，这实在让我愧不敢当。而在每次回信时，我总要称她为“革命的好妈妈”，我想她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每年清明前后，她都要给我寄自己种植的新茶和自制的绿豆粉丝，收到她的东西后，我也会给她寄200元钱。钱不多，我想要表达的是作为“儿子”的心意。

　　得知噩耗，如雷轰顶，范妈妈，您走了吗？我不信！再高的天、再远的路，只要我一摸胸口，您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