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夏花。

　　21岁的意大利女子埃鲁娜·恩格拉诺曾经那样灿烂过。她美丽，健康，充满活力，且心怀悲悯。目睹一位亲人垂死的痛苦，她流泪道，若是她到了这样的时分，她愿意选择安乐的方式。

　　就让她死如秋叶之静美吧。

　　从记忆里挖出这些往事，埃鲁娜的父亲说，只是为了让自己与所有人相信，体面而安详地离去，本是女儿所愿。17年前的一场车祸，不幸使埃鲁娜从此陷入沉沉深睡中。

　　2009年2月，关于为埃鲁娜选择生还是死的话题，在意大利举国上下激起轩然大波，更引发了总理贝卢斯科尼与总统纳波利塔诺的宪政对峙。终于，2月9日，在拔去维系她生命的进食管的第三天，她安静地离去。而此时，整个国家上下还在为此激烈地争论不休，甚至罗马天主教皇都通过红衣主教表示了他的恼怒。

　　不知是不是出于巧合，在埃鲁娜走后的第二天，韩国首尔高等法院通过首例准许安乐死的案例，对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一位76岁老太太的安乐死予以放行。

　　安、乐、死。草长莺飞的早春二月，万物在明媚间复苏，世界再次变得生机勃勃。在这样的时节，探讨这个话题，似乎显得过于沉重与伤感。可是，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人生价值，人类从来无可回避。

　　人类是否拥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的生命权是否完全属于个人？个人是否可以放弃？安乐死，究竟是对生命的背叛，还是灵魂上的解脱？

　　“我热爱生命，但我不愿活。”说这句话的是31岁的李燕。这个从1岁起就患上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的宁夏姑娘，全身只有头和几根手指能微微动弹，31年里全靠父母把持生存。她最怕的事就是，父母走在她之前，那样，她将会毫无尊严并受尽折磨地痛苦离世。两年前的春天，她吁请人大代表递交安乐死议案。在媒体与网络的推波助澜下，安乐死话题由此在国内被推至一个新的高度。

　　时隔两年，李燕还在用她微弱的生命，顽强地为她的“安乐死”之梦而努力着。安乐死，被她喻为“一朵未开的鲜花”，她研究着各种有关案例病例，俨然已成为一个安乐死专家。她甚至还通过网络建起一个“安乐死立法呼吁者联盟体”，不乏追随者。

　　为生命的归程而不停呐喊，为尽早地遁形人间而四处求援，凡人听来，总要心中一凛，不堪其悲凉。但李燕们却并不这么认为。有尊严地离去，已成为他们余生的巨大理想。有资料表明，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几乎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然而，要为安乐死立法，又岂是帮助一部分人实现愿望那样简单？法律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而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刃剑，也许难免成为谋杀的一种借口。曾有专家建言，可先在某个省、市，局部性地制定有关安乐死的规范性规定和条例，以加强个例研究。但即便要跨出这一步，也将面临很多社会问题和医学伦理问题。

　　事实上，有关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已在全球各国纷纷扰扰地进行了七八十年，而人们的态度也渐渐地由大多数强烈反对，转为不少人心有所动。1993年2月，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安乐死拟定法案的国家。其后，澳大利亚、瑞士等国相继以局部性开放的方式追随其脚步。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上世纪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更有数十万之众。

　　尽管如此，安乐死在绝大数国度，还属于一个极度敏感性的话题。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在此纠结，难成定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更大的樊篱在于，宗教主张人的生死是神赐，不可以自行终结。也因为如此，意大利女子埃鲁娜的生死问题，会直接翻腾上升至激化总理与总统的矛盾。但最终，昏迷中的埃鲁娜非常配合地飞快地安乐而去，却无疑将推动安乐死在意大利的进程。

　　一直感动于西班牙年轻导演亚利桑德罗·阿曼巴讲述的那个安乐死故事。深海长眠。为安乐死斗争了二十八年的雷蒙，有着自由的灵魂却没有自由的躯体。于是，死亡便像是他对梦想的探寻与追求，长眠于深海之中，宁静、祥和，犹如初生时的纯洁……

　　剥离一切纷繁，未来的某天，如果安乐死最终能觅得一方能令所有人信服的理想净土，生命，也许会因此而更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