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夏花。
21岁的意大利女子埃鲁娜·恩格拉诺曾经那样灿烂过。她美丽,健康,充满活力,且心怀悲悯。目睹一位亲人垂死的痛苦,她流泪道,若是她到了这样的时分,她愿意选择安乐的方式。
就让她死如秋叶之静美吧。
从记忆里挖出这些往事,埃鲁娜的父亲说,只是为了让自己与所有人相信,体面而安详地离去,本是女儿所愿。17年前的一场车祸,不幸使埃鲁娜从此陷入沉沉深睡中。
2009年2月,关于为埃鲁娜选择生还是死的话题,在意大利举国上下激起轩然大波,更引发了总理贝卢斯科尼与总统纳波利塔诺的宪政对峙。终于,2月9日,在拔去维系她生命的进食管的第三天,她安静地离去。而此时,整个国家上下还在为此激烈地争论不休,甚至罗马天主教皇都通过红衣主教表示了他的恼怒。
不知是不是出于巧合,在埃鲁娜走后的第二天,韩国首尔高等法院通过首例准许安乐死的案例,对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一位76岁老太太的安乐死予以放行。
安、乐、死。草长莺飞的早春二月,万物在明媚间复苏,世界再次变得生机勃勃。在这样的时节,探讨这个话题,似乎显得过于沉重与伤感。可是,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人生价值,人类从来无可回避。
人类是否拥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的生命权是否完全属于个人?个人是否可以放弃?安乐死,究竟是对生命的背叛,还是灵魂上的解脱?
“我热爱生命,但我不愿活。”说这句话的是31岁的李燕。这个从1岁起就患上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的宁夏姑娘,全身只有头和几根手指能微微动弹,31年里全靠父母把持生存。她最怕的事就是,父母走在她之前,那样,她将会毫无尊严并受尽折磨地痛苦离世。两年前的春天,她吁请人大代表递交安乐死议案。在媒体与网络的推波助澜下,安乐死话题由此在国内被推至一个新的高度。
时隔两年,李燕还在用她微弱的生命,顽强地为她的“安乐死”之梦而努力着。安乐死,被她喻为“一朵未开的鲜花”,她研究着各种有关案例病例,俨然已成为一个安乐死专家。她甚至还通过网络建起一个“安乐死立法呼吁者联盟体”,不乏追随者。
为生命的归程而不停呐喊,为尽早地遁形人间而四处求援,凡人听来,总要心中一凛,不堪其悲凉。但李燕们却并不这么认为。有尊严地离去,已成为他们余生的巨大理想。有资料表明,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几乎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然而,要为安乐死立法,又岂是帮助一部分人实现愿望那样简单?法律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而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刃剑,也许难免成为谋杀的一种借口。曾有专家建言,可先在某个省、市,局部性地制定有关安乐死的规范性规定和条例,以加强个例研究。但即便要跨出这一步,也将面临很多社会问题和医学伦理问题。
事实上,有关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已在全球各国纷纷扰扰地进行了七八十年,而人们的态度也渐渐地由大多数强烈反对,转为不少人心有所动。1993年2月,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安乐死拟定法案的国家。其后,澳大利亚、瑞士等国相继以局部性开放的方式追随其脚步。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上世纪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更有数十万之众。
尽管如此,安乐死在绝大数国度,还属于一个极度敏感性的话题。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在此纠结,难成定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更大的樊篱在于,宗教主张人的生死是神赐,不可以自行终结。也因为如此,意大利女子埃鲁娜的生死问题,会直接翻腾上升至激化总理与总统的矛盾。但最终,昏迷中的埃鲁娜非常配合地飞快地安乐而去,却无疑将推动安乐死在意大利的进程。
一直感动于西班牙年轻导演亚利桑德罗·阿曼巴讲述的那个安乐死故事。深海长眠。为安乐死斗争了二十八年的雷蒙,有着自由的灵魂却没有自由的躯体。于是,死亡便像是他对梦想的探寻与追求,长眠于深海之中,宁静、祥和,犹如初生时的纯洁……
剥离一切纷繁,未来的某天,如果安乐死最终能觅得一方能令所有人信服的理想净土,生命,也许会因此而更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