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燕平

　　

　　本报讯 牛年股市牛气冲天，在股市迎来“一片红”的同时，大小非们则乐颠颠地疯狂抛售手中的筹码。昨天，一则“华发股份高管人均薪酬200多万元”的消息大大刺激了投资者的神经。投资者不由得感叹：面对金融危机，为何上市公司高管们的表现如此迥异呢？

　　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天壤之别

　　今年以来，A股大盘涨幅已超三成，但无论是投资者、上市公司还是管理层都清楚：中国股市恐怕还没有真正见底。也就是说，上市公司今年的赢利能力能否持续增长还是个问号。是与企业、广大股东一起共渡难关，还是只顾眼前利益，先满足自己的腰包？不同的公司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2月5日，三一重工发布公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监事及高管主动向公司董事会提出2009年自愿降薪申请。董事长梁稳根领取1元年薪，董事唐修国、向文波、易小刚自愿降薪90％，黄建龙自愿降薪50％，监事翟宪自愿降薪50％，高管周福贵自愿降薪90％，郭春明自愿降薪30％，其他高管均自愿降薪50％。

　　而近日公布年报的“珠海地王”华发股份，其2008年高管薪酬总额为4107.9万元，而2007年这一数字为945.22万元。截至2008年，公司高管人数为19名，以此计算，高管的人均年薪为216万元。其董事局主席袁小波拿到的薪酬为723.74万元，比2007年143.64万元的薪酬增长4倍多。

　　根据Wind资讯统计，2007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中，中国平安、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万科A及深发展6家上市公司高管年度报酬总额超4000万元。截至上周，在已发布年报的上市公司中，仅华发股份一家公司2008年高管薪酬总额超过了4000万元。Wind的数据还显示，2007年房地产行业前三名的董事平均年薪为45.82万元。2007年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的年薪为691万元，也低于袁小波的723.74万元。

　　业绩神奇增长的背后

　　对于华发股份净利润的大幅增长，有媒体就对其提出质疑。因为年报显示，其成立于2005年3月、初始注册资本仅100万的全资子公司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08年实现净利润逾1.6亿元，而2007年，华发装饰的净利润仅1958万元，2008年增长7倍以上。年报同时显示，华发装饰去年的营业收入仅有2.8亿元，也就是说，其销售净利率高达56.07%，而2008年华发股份的毛利率不过仅有38%左右。

　　此外，截至2008年末，华发装饰资产规模也由上年的2.89亿元猛增至32.40亿元，增幅高达1021%，这表明华发装饰可能存在大手笔的投资收益，但在华发股份的公开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相关的信息披露。华发装饰的经营范围并未发生变更，仍为建筑装饰，并没有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而在华发股份2008年的34.79亿元营业收入之中，房地产业务收入占34.32亿元。

　　老股民王晓峰认为，房地产行业和机械行业同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行业，作为一家公司的高管应该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如果华发股份的高管可以拿4倍薪酬的话，那三一重工的高管同样有理由拿高薪，因为三一重工去年三季报的业绩并不差。

　　股民质疑高管高薪

　　对股民来说，最让他们不平的是：去年以来自己的证券账户亏损严重，但一些公司高管、券商、基金经理却照拿高薪不误，甚至旱涝保收。

　　“最该脸红的是中国平安的马明哲，投资富通后，去年业绩能不能保盈都成问题，但2007年他的年薪却高达6000多万元。现在，他还好意思拿如此高薪吗？”股民张凯说。

　　前段时间国泰君安被曝公司员工人均年薪达到百万元，对此股民们也是满腹牢骚。“我前段时间找营业部要求降佣金，但他们的工作人员却叹起苦经，没想到他们日子这么好过。要知道，去年一年，我在股市里本钱都亏了10多万呢！”股民郭师傅忿忿不平地说，“真是股民亏钱，高管吃肉。”

　　“基金经理的薪酬更离谱呢，听说他们年薪有700多万呢。我们基民把钱交给他们打理，他们倒好，一年亏了50%多，还好意思拿高薪。”基民小范更有气。

　　“财政部不是发了金融国企高管的‘限薪令’吗？我看其他行业国企的高管也应有‘限薪令’，而且对其他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也应有规定，比如薪酬涨幅不能超过公司利润的增幅，利润下降薪酬也应下降。”老股民马师傅提出他的观点。

　　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已对接受政府救援资金的金融公司高管发出了“限薪令”：年薪不得高于50万美元。财政部日前也向有关单位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人民币。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表示，中央企业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带头艰苦奋斗，业绩降、薪酬降，为职工群众作出表率。

　　面对“限薪令”，但愿高管们的薪水能拿得让股民心服口服。

　　华发高管人均薪酬200多万元遭质疑

　　专家声音

　　与国际接轨应该从服务水平开始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展部研究员易宪容认为，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仿效美国对金融类企业高管实施“限薪令”。“金融行业是垄断性行业，准入很严，如果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高管凭业绩赚得多没有问题。在当前情况下，效益不是纯能力、竞争力问题，而是由社会政府授权获得，国家应该严格限制股东分红，特别是要对国有控股类金融企业的高管薪酬严加管理。”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群义认为，面对金融危机这样的特殊环境，国家应该在制定针对个别垄断行业高管薪酬管理办法的同时对协调整个社会的分配关系进行一个整体的考虑，完善收入分配体系，以保证企业收入分配的公平，权利和责任的对等。

　　他说：“中国金融行业的效益是在中国市场上产生，薪酬也在中国市场产生，但是这些行业要参与国际竞争，要与国际同行的分配接轨，所以金融企业有时也因为民众的态度喊冤。”

　　但亦有专家指出，中国的金融市场刚刚起步，金融类企业与国际接轨应该先从完善自身的服务水平开始，而不是天价薪酬。

　　高管薪酬透明化是限薪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认为，不仅仅对金融高管要限薪，对那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高管，以及那些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果他们的薪金脱离了企业的经营业绩，就必须进行必要的限制。

　　“如果他们的高管薪酬过高的话，也不利于公司的形象，不利于公司的健康发展。”不过杨瑞龙也认为，限薪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到底限制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很难进行确定的，过高则有失公平，过低则失去了激励作用，引起人才流失，那么在限薪或者是降薪的过程中，又该如何把握呢？

　　杨瑞龙：“不要简单地采取颁布条例来硬性规定，而是要通过公司董事会来对这些公司高管进行限制，从而保证它的公司治理框架是健康的，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杨瑞龙认为高管限薪最重要的是要做到高管薪酬的透明化，高管的薪酬一定要和绩效相关联，另外一方面，也要对高管的在职消费进行限制，使他们的公费支出也能做到透明化。“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反对脱离绩效的过高报酬，对员工造成伤害，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搞平均主义。”

　　与国外公司纷纷采取裁员的措施不同，国内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采取了更温和的降低薪酬等办法来应对。

　　对于这样的现象，杨教授这样认为，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政府应该更多的鼓励企业，在适当降薪的条件下，能够雇佣更多的员工，这样可以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进行必要的人才储备。如果公司过多解雇工人，等到市场一旦转暖，企业重新进入快速发展的时候，那么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所以我们鼓励企业，当它运营困难的时候不要简单地解雇工人，可以率先采取适当的限薪、降薪来保持企业的稳定，然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先进入市场，能够获得市场机会。”杨瑞龙说。

　　CCTV经济半小时供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