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激发人们的自我反省，以及由此产生的理性思考。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此危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外部冲击，从深层次讲，它缘于中国自身体制机制转型和改革的不到位。正如巴曙松研究员所言：中国面对的不仅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影响有限，关键是中国经济自身的转型。

　　危中“藏”机可谓巴曙松所述观点的内涵寓意，而面对外部压力，坚守“内部转型、培育新增长点、上新台阶”的信念，则是他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的根本所在。

　　确实，对一个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成，不应该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因为大量农村人口转入城镇所需要的投资本来就是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点，而潜在的农村消费又蕴含着巨大的新增需求。同时，中国的工业化还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发展潜力同样十分巨大。另外，市场化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放松低效率管制的过程，能够创造很多新的增长点。由于受发展阶段、体制条件与改革路径的约束，在人们尽享30年改革开放的快速成长之后，终于发现，中国经济的两大特点既是支撑，又成掣肘：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外向依赖”模式，另一方面是各地政府的“投资依赖”路径，从而导致我们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其程度远远低于同等国家之水平，严重抑制了巨大的国内需求有效释放。

　　当今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正处于空前复杂而不确定的新阶段。换句通俗的话说，容易改革的已基本做完，剩下的全是“硬骨头”。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马晓河所言：中国改革在路径上，采取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方式；在改革顺序上，采取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社会政治等领域；在改革进程上，采取局部试点、先点带面、循序渐进推动；在利益结构上，采取以增量带动存量改革的办法。尽管这种渐进式改革符合中国国情，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毕竟不是整体意义上的改革，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干预市场配置资源，以及少数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深入推进等突出问题。

　　人们对改革的期待往往来自于改革进程中问题的凸显程度。从本质上讲，改革的复杂性与历史继承性始终交织在一起，这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难点。实际上，中国改革既是外部挑战和内部压力不得不做出反应的过程，同时又不是一个简单“对应”的过程。一方面，外部挑战与内部压力以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迫使我们加快改革，另一方面，受到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的严重制约，使改革带有深刻的历史痕迹，恰恰是这些历史痕迹影响着改革的力度、深度与广度。而目前摆在政府面前的更大挑战是，以往推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体制和要素支撑正在逐渐变弱或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结构性、制度性的变革与创新，如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建设法治环境、建立公共财政等等。一句话，规范约束“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游戏规则”必须尽快构建。

　　危机究竟是转机还是灾难，危机究竟是变革的“催化剂”还是“障碍物”，全在于洞见、果敢与决断。无论是经历“文革”浩劫之后的改革发端，还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乃至世纪之交亚洲金融风暴之洗礼，都足以验证中国人借助“转危为机”推进历史进程的果敢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