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国强

　　

　　昨天早上，刚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对方说，他是杭州金沙学校学生的家长，就在报社一楼大厅，想和钱江晚报的编辑记者见一面。他说，金沙学校1100名无学籍学生被“劝退”一事（详见本报19日报道《一张消费券引出尴尬事》和20日评论《有真爱，就有课桌》），现在有了转机，孩子在这里继续读书还是有希望的。

　　武爱国（化名）说，他特意赶到报社来，想把他们的具体困难跟媒体说说，让大家了解打工者的难处。他说，他和妻子都在杭州打工，女儿在金沙学校读书。学校说要“劝退”时，他们几乎绝望了。他说，在老家，因为很多孩子跟打工父母进城就读，很多村小学招不到学生，都合并了，好几个村子才有一所学校。如果他女儿回去，必须到15里以外的学校去读书。一个一年级的女孩，怎么放心让她一个人去上学？“就算是没有这个困难，孩子回老家读书，谁照顾她？一定要回去的话，只有夫妻两人都跟着回去了。可是，回到老家我们到哪里去做工？”事情于是变成这样：要打工就别读书，要读书就别打工！他说，很多家长都因“劝退”而陷于如此困境。

　　武爱国指着《一张消费券引出尴尬事》一文中所引用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杭申请就学的条件说，“交纳社会保险一年及以上”，他和他老婆的单位都没有给他们交纳社会保险，他们也不敢向老板提要求，生怕被辞退。虽然也可以自费交纳，但是，他女儿是去年9月份入学的，那时，社会保险还不能随身转移，他们根本不敢买。万一有什么变化，杭州呆不下去了怎么办？另外，如果为女儿读书一次性拿出几千块钱出来，他们也做不到。

　　武爱国说，很多事情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这些规定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制定政策时，能够了解打工者的困难，能够听一听我们的意见就好了”。

　　武爱国的盼望提醒了我——杭州市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方面有大动作时，经常通过方案展示、听证会等形式征求市民意见，但好像没有搞过以外来务工者为对象的意见征集？虽然称他们为“新杭州人”，然而，杭州的事情好像还没有他们说话的份。

　　说实话，如果不是武爱国赶过来说给我听，还真不知道他们的生存有多艰难，艰难到什么程度。作为新闻从业者，当然应该知道这些；但是，政策制定者，更应该知道民生的艰难，因为你们手里捏着人家的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