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国强

　　

　　六教授联名投诉工程院院士刘兴土“抄袭剽窃”事件，加上稍早些的浙大药学院“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又一次把“学术腐败”这一痼疾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媒体报道, 3月3日,被六教授联名投诉的工程院院士刘兴土，来到东北师范大学，向75岁举报人之一李建东教授鞠躬致歉。李建东表示，他将不再追究此事。

　　刘兴土院士与李建东教授的和解，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外人不必过多置喙。但对于这类事件不断发生的原由，是值得探究的。

　　只要这种事情一出来，就会听人说起，以前，“科学家”是一个多么崇高，多么神圣的称呼！现在“科学家”怎么成了这样？有人把原因归结为院士选拔制度的缺陷和退出机制的失灵，如道德委员会成了聋子的耳朵。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恐怕不止于此。

　　几十年或近百年前，在现代科技比较落后的苏联和更落后一些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被赋予神圣与崇高的色彩，但是，科学的发展不能靠这层色彩。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技术受重视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这个“重视”仍然受到很大的制约，或者说，受到了不应有的“重视”——在很多高校里，学术权威如果头上没有一顶乌纱，说话就不灵。因为有了学术职称可以申请研究经费，于是，没有真学问的行政官员当然也要“弄个师长旅长的干干”，以“科研”之名分一杯羹。因为“官本位”体制，评职称、批科研经费，这些资源主要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学人的尊严，学术的尊严，说是荡然无存可能过了点，但肯定是朝这个方向在恶化。

　　前几年，有一张被发到网上的照片，引起网民的热议：许多长者，簇拥着一个年轻女子站在中间，看模样是在合影留念。有人不解：这个女子怎么不懂礼貌。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子是代表上级部门搞高校评估的。站在她两旁的是这所大学的领导和教授。这张照片再形象不过地体现了行政官员在高校的地位：从高校的评估、教师学术水平的衡量，到教育资源的分配，到都是由行政官员的级别决定，不是由学术本身的需求所决定。即使有学术人员参加，也不会改变这个原则，学术当然只能匍匐在行政级别面前。

　　院士也好，教授也好，不可能不受到体制与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院士道德委员会失灵，跟反贪局局长受贿，是同一个道理。前些天被曝光的广东肇庆市端州区一班官员公费旅游，当中不就有一个是纪委书记吗？

　　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人性的善与恶不会有太大区别，关键是社会的运作机制要有惩恶扬善的功能，要有培育精神文化的功能。要求个人的慎独、自律，总不如制度和体制的完善靠得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