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4日，国际刑事法院向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一位在任国家元首遭到通缉，这在地球史上，还是头一遭。可想而知，逮捕令一出，全球哗然。

　　国际舆论迅速分裂成两大阵营。阿盟和非盟呼吁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苏丹问题。一些非洲国家威胁放弃国际刑事法院成员资格，以表达对逮捕令的不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表示担忧，希望各方以苏丹和平进程为重。俄罗斯将此逮捕令形容为“危险的先例”，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则表示：“这张逮捕令等于向反叛政府武装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如果把一国总统作为罪犯来通缉，那反对派又该如何把他视为可靠的、有信誉的谈判方去寻求政治和解呢？”

　　而在另一个阵营，美国、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乐见其“审”，对此逮捕令公开表示支持。曾指责苏丹政府支持恐怖主义的美国一方面强调自己并非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一方面则强调，巴希尔若不合作，将面临更多惩罚。

　　与此同时，这张逮捕令撩拨了苏丹本已紧张敏感的国内局势。大批苏丹示威者聚集在喀土穆的烈士广场，誓用“每一滴血来保护巴希尔总统”，苏丹政府也怒下逐客令，驱逐了10家外国非政府组织。而在苏丹南部，一支主要的反政府武装却随即宣布停止与巴希尔政府的和谈。一些叛乱组织甚至誓言将“不负期望”将巴希尔赶下台。苏丹再次走向动荡边缘。

　　一生戎马 面临国际刑事法院指控

　　国际刑事法院女发言人劳伦斯·布莱隆4日宣布了法院的决定。她说，巴希尔面临7项指控，涉及两项战争罪和5项反人类罪，巴希尔应该对“杀害、强暴和强制大批平民搬迁负责”。

　　她说，如果苏丹对逮捕令置之不理，国际刑事法院可能把此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就在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地区反对派“正义与平等运动”签署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善意与建立互信协议》后不久，就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之时，作为总统的巴希尔却突然面临这样的指控，这让人们不禁发问：这位总统究竟犯下了何种“滔天罪行”，让国际刑事法庭竟不顾苏丹和平进程，“毅然”发出逮捕令；而对这张逮捕令叫好的，又为何只有几个西方大国？

　　寻找答案之前，也许我们该先了解一下巴希尔其人。

　　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1944年1月出生在苏丹一个贺希·巴纳伽的小村庄，并且在这里接受了小学教育。随后，跟随父母举家搬迁到喀土穆。巴希尔青年时代就加入了苏丹军队，并被派往位于开罗的埃及军事学院学习。由于表现突出，他被破格提拔为一名伞兵，并于1973年参加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十月战争”。

　　返回苏丹后，巴希尔升任陆军上校，在南部地区指挥部队与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作战。这是苏丹的第二次内战。1989年，巴希尔推翻了在内政外交上表现软弱的政府，走上权力巅峰。

　　由于历史的原因，苏丹境内曾存在着多个反政府组织，这些组织不但在政治上宣扬推翻现政权，而且大多拥兵自重，称霸一方，与中央政府武力对峙，对苏丹的主权、稳定和国家统一构成极大的威胁。而苏丹第二次内战是非洲大陆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之一，造成200多万人丧生，400万人流离失所。长期的武装冲突和政治动乱使苏丹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苏丹因此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而结束这场内战的关键人物正是巴希尔。他上台后，始终以维护苏丹统一作为己任。他奉行全国和解政策，并积极寻求与北方反对派和解与对话、与南方反政府武装和谈，同时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对南部、西部、东部等反政府武装组织既分而治之，又根据不同情况施以怀柔和强硬相结合的政策。2005年1月9日，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内罗毕签署《全面和平协议》。至此，长达21年之久的大规模内战终于结束。

　　一场危机 究竟孰是孰非错综复杂

　　看到这里，巴希尔应该算是苏丹和平进程中的“大功臣”，又怎会遭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原因就是那场关系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达尔富尔危机。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女发言人布莱隆所说，预审分庭的法官认为，在2003年4月至去年7月期间，巴希尔作为苏丹总统和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涉嫌蓄意下令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平民发动袭击。这就是他遭到7项指控的原因。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这里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等80多个部族，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则住在南部。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2003年2月，由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组成的“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公平运动”两支武装以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活动，他们一度攻占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要求实行地区自治。当时巴希尔领导的苏丹政府正忙于与南部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和谈，毫无准备。为了镇压黑人反政府武装，苏丹政府借助阿拉伯民兵武装“简加韦得”，形成政府军和阿拉伯民兵合力镇压反政府军的态势。冲突造成1万多人丧生，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分析家狄瓦尔这样形容巴希尔：“身为个人，身为贾里族一员，身为军人以及国家元首，他是十分自傲的人。当他自觉受辱时，易于爆发怒气，而其表现就是用极度的言辞进行攻击。这时他的措辞充满报复性和羞辱性，同时他会剿灭懦弱者和叛徒。”

　　以美、英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认为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地区实施了“大屠杀”，2004年7月，美国国会更通过决议，把达尔富尔地区的状况定义为种族大屠杀。西方要求国际社会对苏丹政府实施制裁，迫使它改变内外政策。

　　非盟2004年派出了军事观察员和维和部队，安理会通过决议敦促谈判，中国政府也积极参与和推动达尔富尔政治进程，主张谈判解决达尔富尔问题。

　　在多方斡旋下，2006年5月，苏丹政府与“苏丹解放运动”签署了和平协议。

　　2007年12月31日，非盟驻苏丹达尔富尔维和部队在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向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正式移交维和任务。

　　2008年2月，苏丹政府又与“公正与平等运动”签署了和平协议，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再现曙光。

　　而就在协议签署后不到一个月，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发出的这张逮捕令，无疑将使好不容易开始明朗的达尔富尔局势重新变得微妙。

　　石油之争 巴希尔怒斥西方“阴谋”

　　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发出后，苏丹政府第一时间拒绝了。巴希尔在5日的内阁会议上，宣布驱逐10个外国非政府组织出境，并解散2个苏丹非政府组织。原因是，这些组织和国际刑事法院，都是苏丹达尔富尔冲突的受益者，却没有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做任何事情。

　　巴希尔在当晚的集会上与支持他的民众一起跳舞，以此表示苏丹不会屈服，会继续说“不”。他发表讲话说：“国际刑事法院是殖民者的工具，盯上的是苏丹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苏丹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它不肯向殖民主义屈服。”

　　美国从1997年就开始制裁苏丹，原因是苏丹的南北内战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息。从表面看，他们希望通过经济制裁来迫使双方能够达成经济上的妥协；但实际上，因为这种内战的状况不利于当时已经拿到苏丹南部石油开采权的美国去勘探和开发石油，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美国提起经济制裁，然后很多美国的大公司都不能到苏丹投资。

　　同时，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苏丹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在求助西方石油巨头无望的情况下，巴希尔在上世纪90年代初访华时向中国提出了援助请求。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为其开发石油提供宝贵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并帮助建立了一套从上游到下游完整的石油产业体系。在1999年8月出口第一船原油之后，苏丹从一个纯石油进口国变成一个新兴产油国和石油出口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两倍。

　　石油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苏丹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推动了苏丹的南北和解政治进程。平分石油收入的和平协议让南北双方都有可接受的稳定收入。南北和平的局面也使苏丹经济近年实现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巨大的石油利益使双方都强调不愿再回到战争。巴希尔曾一再表示：“中国不仅帮助我们发现了石油，而且由于石油的开发，使我们实现了南北和平。”

　　2005年，达尔富尔南部发现油田，预计开采后日产原油将高达50万桶。相当于产油大国尼日利亚的1/5左右。加上苏丹其它地区原油产量，这一数字让西方大国不能再“置身事外”。滚滚的石油把苏丹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所谓的人道主义危机给了大国干涉苏丹内政的借口，攫取石油的利益冲动促使西方大国一改局外批评者角色，迅速介入到达尔富尔危机中来。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借口达尔富尔危机，指责中国向苏丹出售武器，企图借机将中国排挤出苏丹。

　　在巴希尔和大部分苏丹民众看来，此次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令，正是西方“借刀杀人”的阴谋，他们希望以此推翻巴希尔为首的现苏丹政权，进而扶植亲西方的政治势力，来达到他们插手达尔富尔地区事务，控制苏丹、独占苏丹石油资源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