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记者与一名局外人进行了对话。他是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

　　“说实话，我的第一感觉是‘同情’，包括对造假博士贺海波。不止我一个人，我身边的很多博士生都有同感。”

　　“这种事不仅发生在浙大，在中国其它高校都有。”

　　“我觉得读博是压力很大的一个过程。从被录取的第一天就想着要尽快发论文，完不成任务就无法毕业。”

　　事实上这位即将毕业的博士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博五生”。因为他读了五年。“我已经发了10来篇EI以及SCI论文，可我所在的实验室要求比较高，必须在国外高级别期刊上发表文章，所以一直毕不了业。”

　　而且，“中国高校整体学术研究氛围比较浮躁，制度短平快要求教师出成果，”“一方面要求高，要求一定期限内完成一定的论文、课题、项目的质量和数量，强调结果，忽视过程；另一方面变化快，政策朝令夕改，难度迅速攀升，容易引发急功近利行为。学校标准‘压’到学院，学院‘压’到老师，老师‘压’到学生。”

　　“压力之下，部分学生蒙混过关心理作祟，对学术造假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难免有人铤而走险。”

　　就在两天前，教育部科技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对新华社记者说，就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而言，大多数学科想取得一点成绩没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但目前与切身利益挂钩的硬性考核指标导致科研人员坐不住“冷板凳”。

　　教育部社科委主任吴树青说，学术不端行为与当前科研评价体系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效应、轻长期积累的取向有关。“必须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从源头上扭转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