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出任院长。5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先后成立了12个系，教学内容不仅涵盖陆海空三军，还包括军事、战史和政治，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最高军事学府。

　　但刘伯承没有料到，他很快就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

　　李菁

　　

　　

　　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成长过程中，各种意见甚至告状信也一直没断过。有些学员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6小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人贴大字报，说3名中将学员读书时嘴都念歪了——刘弥群（刘帅之女）说，被点名“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实际上对父亲非常崇拜，萧文玖一再表态，是自己睡觉时没关好窗，受风导致的面部神经麻痹，和刘伯承无关。也有人对请原国民党军队将领或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不解，“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没打过仗的教打过仗的”。

　　1957年2月下旬，国防部派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进行调查。3月初，工作组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国防部就此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当时，父亲的思想压力非常大。”刘弥群回忆。虽然这时候他因病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学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配合“反教条主义运动”。

　　1958年，刘伯承到上海看牙，他刚离开，中央工作组就来到军事学院，要求大家提意见。头几天一直没什么结果，经过几天的工作后，工作组最后定性：刘伯承在军事学院的工作，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而错就错在教条主义上。

　　在刘伯承回南京前几天，工作组离开军事学院。“父亲对发生了什么一点也不知情”，回到南京后才得到通知，军事学院召开党委会。去了以后，大家鸦雀无声，沉默良久，有人告知工作小组的结论，刘伯承急火攻心诱发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而正常人是17。

　　不久，刘伯承接到通知，要求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主要议题是批判教条主义。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做检讨表个态就行了。”但是工作组却派人专程到南京“请”刘伯承开会，直到这时，刘伯承才知道反教条主义的矛头是指向他的。

　　当时只有6岁的刘蒙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北京。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刘伯承一夜未眠，在火车上他仍难以入睡。“我们坐在火车包车上，妈妈陪着爸爸坐在前面的车厢里，我在后面的一节。我过去看爸爸时，因为眼压高导致剧烈头痛，爸爸一直躺在病床上没法坐起来。”

　　到了北京站，军委办公厅已经派了两辆车等在那儿。“一辆车要把爸爸直接送到会场，一辆车把我和妈妈接到东交民巷8号。妈妈跟接站的人商量，能不能让爸爸先回家休息或者先去看病，但被拒绝了。”刘蒙记得，在回家的车上，妈妈哭了一路。

　　7月10日，当刘伯承被人搀扶着出现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主席台上时，台下1000多名军人立即鼓掌，持续了半分钟才平息；而当他检讨完毕时，台下再次爆发长时间的掌声。这恐怕也是政治运动中少见的一幕。若干年后提及这一幕，刘弥群深有感触。“这些军人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父亲的理解、爱戴和同情。”

　　在大会上，刘伯承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刘弥群说，父亲这样做实际上也是想保护下级，但是事态的发展已不是他所能控制——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最后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的干部蔡铁根大校看不下去，没经任何人允许上台抢过话筒：“你们对刘帅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结果当场被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不久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并遭到变本加厉的批判，已被逐出军队的蔡铁根大校在地方上被划为“现行反革命”而遭枪毙。

　　会后，刘伯承被直接送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期间，他还按工作组要求写检查。老友陈毅来看他，耿直的陈老总说：“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100个字就行了。”

　　1958年冬，刘伯承以身体原因，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一职，保留了军委副主席一职，赋闲在家。“这样也好，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到爸爸。”刘蒙说。而从另一个角度，刘伯承也因这场“反教条主义”，躲开了其后更来势汹汹的政治运动。1959年1月，刘伯承带着全家移居北京。

　　这顶“教条主义”的帽子，刘伯承足足戴在头上近三十载，直到他离开人世。生前，刘伯承从来没说过任何一句怨言，只是家人注意到他常常一人默默地陷入沉思。妻子和子女们都难免觉得受了些委屈，而他的回应只有一句：“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去世后，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有5000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郑重宣告：“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刘伯承一生对烟酒无好，唯一嗜好是看书写字。赋闲在家的刘伯承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读一段俄文——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早晨起来上厕所时坐在马桶上大声朗读俄文，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他72岁双目失明为止；然后打一套自创的操，之后便开始写毛笔字。

　　1965年，刘伯承剩下的一只眼睛也失去了光明，从此陷入了整整21年的黑暗。1969年的“九大”，是刘伯承最后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去参加大会时他会忍着不喝水，喝水多了，他不愿意麻烦陈毅或是别人牵着他上厕所。有时他回来告诉儿子，今天不小心又打个杯子——过去，他可以征服千军万马，而这一次，他却有了征服不了自己身体的无奈。

　　1973年，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刘伯承出现腿部麻木、睡眠不好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他服用了一种叫做“奋乃静”的药物，服药后却出现拼命想走路、情绪烦躁甚至惊恐等症状。遗憾的是，当时医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药物的副作用，错误诊断，反而更大量地使用一种未在中国临床使用过的进口美国药，“不但没抑住病，反而使得整个肌肉不协调，最终连吞咽都困难”。清醒时的父亲对药物产生的不适也倍感痛苦，有一次他甚至大喊：“他们要杀害我！”

　　刘解先（刘帅之女）回忆，父亲住院时心肺功能都很正常，“脑子也很清醒”。周恩来听说刘伯承病情后，还特地到医院来看望他。“总理说：‘我来看你了!’他们两人还谈起当年发动南昌起义的事——一个是军代表，一个是参谋长，谈得特别高兴。”刘解先回忆。

　　可是，大量的药物作用下，刘伯承的脑神经一点点被摧毁。提起这些往事，刘解先痛苦地说：从那以后，曾经鲜活的父亲渐渐遥远而模糊，曾经叱咤风云、威名赫赫的军神也渐渐远离人们视野。1986年，94岁的刘伯承走完一生。

　　耐人寻味的是，晚年刘伯承对当年自己经历的那些金戈铁马、气势恢弘的战争并不愿过多提及。孩子们小时候一直好奇地问他淮海战役怎么打得那么漂亮，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你们知不知道每次问我的这些问题，我想到的是什么啊？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有一次孩子们把他拽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想让他看坦克被炸、士兵中弹而死那些镜头都是怎么拍的，但是刘伯承还是不愿看。平时在家里，如果看到战争场面，他会立即换个频道或者干脆关掉电视。他告诉儿子，自己不过是走过这些战争的幸运者而已……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