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否则我们的文化复苏，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里我只想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第一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上世纪80年代，周扬和王元化等人提出“人和人性的全面发展”的重大命题。他们研究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核心，则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主体性”（也就是独立人格）和“人性的全面发展”。可惜这场启蒙运动中途夭折，导致今天的社会人格和核心价值，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人的关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放弃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放弃了人和神的关系，放弃了内在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儒家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想象，“子不语乱力怪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致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就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流氓是中国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流氓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司法定义的流氓，我讲的流氓是中性的，是人在身份丧失之后的那种状态。如今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但是中国人是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本土受教育的学者无法拿到诺贝尔科技奖的原因。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