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
我等到了解放
当渡江老战士薛明喜将保存了60年的《城市接管工作学习提纲》捐赠给南京渡江战役胜利纪念馆新馆时,新馆文物征集工作人员杨波称,这本《学习提纲》算是为数不多的“珍品级宝贝”。
记者看到,这本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1949年3月10日编制的《城市接管工作学习提纲》,封面上印有“党内文件不得外传”字样。总共14页,分甲、乙、丙、丁四个部分,详细阐述了当时的战争形势、接管城市的基本原则、主要经验和各项具体政策。如,接管城市的主要经验部分提及,“除警备部队外,一切入城的参战部队,概应于战斗结束后二十四小时内撤出城区”;“一切入城之党政军民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得擅入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市民防空、救火、救伤、救灾等,贯彻为人民服务之精神,严禁任何破坏群众利益的行为”……虽然已经过去60年了,但在薛老的精心呵护下,手册保存完好。
薛老今年79周岁,参加渡江战役时才19岁。“这本手册的得来还有些偶然。当时我是渡江战役后勤保障负责人曾山的伙食会计。渡江战役前夕,《学习提纲》在全军机关干部中发放,那天我正好闲着,在会议室里跟着学习,所以也得了一本提纲。”此后,这本手册就一直陪着薛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大日子,也是我入党60年的好日子。”写得一手好字的薛老,这几天工工整整地将《学习提纲》抄录了一份,还配上了前言,记录了自己参加渡江战役的激动心情。薛老说,解放,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1978年,
我考上了大学
1977年、1978年两年恢复高考,允许往届生报考,这一政策让诸多年轻人改变了命运。已经接近退休年龄的张国对30年前那场改变自己命运的考试依然记忆犹新。“当年的录取通知书我还藏着呢。”张国说,1978年9月的一天,他在武义县的一所小学当体育老师,有人来通知他说,县教育局有他的长途电话,是北京打来的。他兴冲冲地走了10多分
钟的路,跑到县教育局,电话是北大招生办的人打来的,对方问他,愿不愿意把志愿从历史系改到经济系?经济系到底是学什么的,学出来以后能干什么,张国都是一头雾水,但面对电话那头的询问,他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愿意”。“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只要有书读就满足了,根本没考虑那么多。”1978年10月6日,荒废了10年学业的张国背着行囊,走进了那所被很多学子视为圣殿的北京大学。
1978年,
我们“包产到户”
1978年11月24日,我们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按下了自己的手印,搞起“包产到户”,从而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小岗村的严宏昌这样对记者说。
“那天天气晴朗。下午3点左右,我和队长严俊昌、会计严立学为首的生产队18户农民(当时严国昌、关友德因外出要饭未参加),在社员严立华家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商讨如何搞好全队20户的粮食生产。
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严宏昌说,因为当时的体制问题,“包产到户”是一条高压线,所以大家敢想不敢说,只是在底下窃窃私语,而且讨论的也不是搞生产,而是到哪里去要饭的问题。会议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
后来,打破僵局第一个发言的是现已过世的严家芝。严家芝提出,要想有碗饭吃,就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接下来,关庭珠、严家齐、韩国云、关友章、严立付等年纪较大的社员都表态同意分开单干。会议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都强烈要求单干。不过因为害怕,会上没人主动站出来当“出头鸟”。最后还是年轻气盛的严宏昌表了态,只要大家同意他提出的三个条件,他就带头负责。最后18人就在协议上按下了自己的红手印。可喜的是,这次我们踏到了时代的节拍上。
1993年,
我开始炒股
每个交易日,顾东华大伯都会到杭州文晖路上的金通证券营业厅的二楼大户室“上班”。在每天4个小时的交易时间里,他的心随着中国股市K线的起起伏伏而跳动,这早已成为他熟悉的生活方式,而投资股市的成功,也让他与家人获得了有效的生活保障。从股市里,他挣来了孙女从小学直到大学的学费。
顾大伯今年快70岁了,他的股民生涯,要从1993年算起。在那之前,他是杭州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的党委办公室主任,一天到晚忙着写材料、写报告。“那时股市刚刚起来,姐夫是杭州的第一批股民,他在二轻大厦浙江证券营业厅炒上海A股,赚了不少钱,就来鼓动我也去炒股。”顾大伯回忆道:“他叫我投个两三万进去试试,很快就会翻倍。”
但是,这超越了接受传统教育的顾东华当时的心理底线。他回答:“这不是我们搞的东西。”在内心里,他还是认为股票是资本主义才该有的东西。不过,当时邓小平已经发表了南巡讲话,指出“要把国外好的东西引进来”、“中国也要搞股市”。随后的一件事,完全改变了老顾对证券市场的成见。
“市里组织各单位一把手听了一个报告,介绍‘什么叫股市、什么叫股票’,让大家解放思想。我们公司党委的张书记回来之后,向我们传达。”顾东华想,既然国家都提倡了,那就投身股市吧!
顾东华在中北桥边的金通证券开了户,花了9000块钱买下了他平生第一只股票——2000股深发展。才过了10多天,这只股从4块多涨到了17块多,一下就赚了两万多元。“要知道,那时我每个月工资才三百多啊!”这下尝到了甜头,老顾一发不可收拾——上海石化、银广厦……
年复一年,中国证券市场大起大落、牛熊变幻,不少人心灰意懒地割肉退市,而老顾一直在坚持着,他在波澜起伏的股市中练就了一颗平常心。从最初的三四十只股,到如今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满堂红,从营业厅里只有六七十人到如今人满为患,老顾一路走来,淡然地总结道:“赚了不要笑,亏了不要叫。”
新世纪,
我下海创业
王大伟做了两回“潮人”。出国留学,他说是跟风的,但下海,他的选择很坚定。他说,如果没出国,他现在或许成了教授,但不会是商人。
“念大学的时候,就有不少同学出去,那时候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已经放开了,研究生毕业那会,班上一半人都出去了。”王大伟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考上大学,1986年杭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后,他留在母校搞科研,拿着让人羡慕的工资和奖金。然后他结婚、生子,日子过得挺清闲。“可还是想出去看看。”
1992年,学校有个公派留学的机会,于是他到了德国南部小镇维尔茨堡的大学城进修。也是那一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根据南巡讲话精神,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按规定,1年的进修期结束后,他就应该回学校去。但那次,他申请自费多留半年,学校答应了。
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王大伟的人生轨迹。他去一家手机营运商营销部打工,“我第一次接触到市场,觉得很有趣。”于是王大伟留在了公司,后来又升为营销部的主管。他第一年的薪水,折合成人民币15万元,算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王大伟决定回国了,他的德国老板不解得大喊“why,why”,可王大伟觉得留学的目的达到了。
回国后,他转投房地产。这才发现他的很多同学,也从机关或企事业单位里跳出来创业经商。“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新兴行业熟悉的人不多,但很有发展前途。在这样的行业里,拼的不是资历,而是脑子。”进入一家房产公司后,从“卖房先生”爬到销售部经理,王大伟只用了8天时间。
“中国从1998年开始脱离福利分房的旧政策,开始以全新姿态进入市场。”2000年,他接手了两套“烂尾楼”。“房子面积在120平方米到160平方米之间。我就在考虑:要做怎么样的房子才能受市场欢迎?大户型是肯定不行的,还是应该做小户型。那时候,把户型做小,让更多的人买得起、住得上房子,对业主来说房子并不在大,够用就好。”
如今已是杭州某房产公司老总的王大伟,生活自然富足,下海给他带来了风险,也有可观的回报。
本版撰稿 徐洁 屠晨昕 竺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