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于指导，前一阵子有报道说您谢绝了国外执教邀请，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不会成为海外兵团的一员？

　　于芬：我不知道外面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本意是这样的。我现在是清华大学跳水队的教练，也是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我可能会出国从事有关跳水运动的业务、科研甚至学术方面的交流，比如，授课、培训等。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这些活动都很正常，以前有，现在有，今后也会有。所以，我很感谢外界对我的关心和关注。但不要把我今后的动向狭隘地理解为去国外执教，加盟海外兵团等。

　　记者：最近看你的博客，你对体教结合比较关注。这是否意味着你今后不再去考虑重返国家队执教？

　　于芬：在专业队，要求出成绩，竞技体育毕竟要靠成绩说话，我觉得大学在这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通过体教结合，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跳水这项运动发展演进的规律性。一个优秀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是短暂的，但跳水运动需要不断的发展，我们要把握规律和本质。这就是我目前努力的方向。不管我今后到底有没有重返国家队的可能，我也一样在为中国跳水工作，只是分工不同。

　　记者：我发现，我们的一些选手到了二十五六岁麻烦就来了，注意力很难集中在跳水上，他们的跳水生涯到了面临选择的时刻。是不是我们的后备人才太充足了，造成我们跳水选手更新太快？

　　于芬：还是从教育的角度说吧。其实，国外选手的素质不见得就比我们的高，但的确存在有的国外选手可以长时间地保持很高的竞技状态。我认为主要是内在驱动力所致。选手到了一定年龄，能力水平提高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若要继续干下去，不是外部的刺激，而是来自内在驱动。比如把竞技当作享受的过程，把超越自己当作竞赛的目标。

　　记者：今年以来，你的心态明显发生了转变，你是不是也超脱了过去的恩怨，比如与周继红的纠葛？

　　于芬：人不能总是生活在过去。每一个阶段都有你需要做的事。我现在真的不想再讲周继红了。我们之间曾经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外界也不要把我们两人对立起来。我和周继红都是有能力的人，在中国体育的“后奥运时代”，我想，大家都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都各尽所能地为中国跳水扎扎实实做点事。

　　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