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不少人在议论3月31日《钱江晚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杭州话的人为啥越来越少了》，还有人担心，杭州话会不会与时间一起消逝？对此，笔者认为，杭州话的逐渐衰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觉得主要是言语自身的缺陷。

　　首先是杭州话的发音部位不好。说也奇怪，考察我国沿海各地的语言发音，像海岸线一样，走了一个“舌”型。北方语系，发音大都舌中和舌根，注重气息和口腔共鸣，字正腔圆，语音洪亮，轻轻一语，就可以传送得很远。到了苏州、上海一带，说话的发音区前移了，大都在舌上，语音带有鼻腔共鸣，柔软、甜美，极负水乡特色。而杭州话的吐字全在舌尖上，站在东海前哨，处于舌尖尖上。过了杭州，说话的发音部位又都缩了回去。赣语、客家话、闽语都这样，特别是粤语，更是腹腔、鼻腔齐用，粤剧唱腔要在口鼻中转几个弯，才出来，余音绕梁，委婉动听。

　　正因为杭州话的吐字全在舌尖上，语音短，不归韵，直送而出，再加语频快，发音没有什么器官的共鸣，在声乐上称之为“白声”。这种语声特别不适宜登台，台上声嘶力竭，台下还是听不分明。这大概是杭剧绝种的主要原因之一吧。你看，阿六头用杭普话播节目，尽量带上些“哦”、“啊”之类的辅助词，主观意图是什么，不清楚，客观上起到了减缓语速，增加发音共鸣，让听众听得清楚的目的。杭州人大概也知道自己语言的缺点，因而，在用词多加“儿”这一后缀。“小伢儿，搞搞儿，搞得不好闹架儿。”几个“儿”一加就加出了水乡语言的韵味，也容易听清楚了。好在杭州话与普通话相比，只改发音部位，极少改词。比如说一句“我住在杭州。”与普通话用词全部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称杭州话为“官话”的内在道理了。

　　其次是杭州话的用语区域狭窄。说杭州话的区域大致只有“十门”之内的老城区。这有历史原因，北宋灭亡，大批北方移民南迁。杭州成为南宋的首都，是移民的主要集聚地，官员更是聚集杭州。移民人口比原有居民多出了几倍，再加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和经济、文化上的优势，这必然使原来的杭州话发生变化。来客“入乡随俗”，当地人“趋炎附势”学官话，两种语言亲密接触一百余年，于是杭州话接受了北方语言的用词，保留了吴语发音特点，从而在以柔见长吴语系统中，形成了相对硬朗的独特语种。今天我们在翁家山一带，听到的语言，吐词要往里面靠一些，更多一层吴侬软语的味道，从这里可以看到杭州话发展的层次。现在市区扩大了，如笕桥、下沙、萧山、三墩、半山地区的言语，都不能算作杭州话了。主要一点是这些地区言语的用词与杭州话不同。最简单的就拿“我们”一词来说，笕桥叫“呜勒”，萧山、下沙叫“伢”，三墩叫“喏我”，半山叫“阿拉”。相隔不过数里之地，用语完全变了词。     浙江省团校 杨坚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