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将近20年前，中国与美国签有10多项合作议定书，互动集中于两国政府部门之间，高层互访或见面有限。

　　那时候，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0年。

　　那时候，中美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实力差异比之现在大许多，两国意识形态色彩及其差异比之现在强烈许多。最要紧因素，中美相互认知意愿、相互认知能力以及互动化解分歧、互动寻求共识能力比之现在差许多。

　　那时候，任何一次事件，甚或只是国内事件，甚或只涉及经济贸易，都可能牵动中美关系全局，升级为两国政治争议，致使双边关系阶段性倒退。

　　那时候，中美关系基础，两国国家利益共同点，是一个定位问题。

　　那时候，与现在相比，中美关系时常陷入“事态”，难以进入“常态”，高层介入似“救火”。

　　这些年间，中美关系渐进调整动因，首先是中国大踏步发展，实力加强、地位提高。国与国事务，相比国内事务，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因循同一常识：有实力才可能有地位，且作为决定地位。

　　这些年间，中美高层官员对话以至最高领导人交往，在个人之间获得感性认识，在国家之间积累理性认识、触发悟性认知。

　　这些年间，中美多次调整双边关系表述，由两国最高领导人予以认可、公开发布，是双方明确对方地位和调整各自定位以及战略、策略和手段使然。

　　中美关系定位最新表述中，包含三个关键词，即“积极”、“合作”、“全面”。

　　“积极”，显现战略意愿，着意于两国求同存异；“合作”，表明策略和手段，着眼于同舟共济应对共同挑战、实现共同利益；“全面”，指出双方互动领域，有意扩大外延、深化内涵，进而形成新机遇。

　　与中美关系最新表述相应，两国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新机制，分别由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作为美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

　　如果说中美关系表述涉及语言，那么，两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对话机制则涉及定期回顾、交流和探讨，意味着向日常落实迈进一大步。

　　如果说新机制既反映中美关系现实需求，也因应两国关系未来变化，那么，以两国在全球战略格局和世界经济中所占分量，战略与经济对话涉及两国、牵动世界。

　　尤其在全球承受金融危机之际，在全球化触及世界各国之时，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呼唤经济新秩序之机，中美关系关乎两国，也关乎世界；关乎经济、也关乎政治；关乎当前，也关乎长远。

　　对话，是中美关系可持续之道，是世界谋求和平与发展之路。

　　中美关系变化和进阶至此，以积极、合作和全面为未来发展方向，定将作用于两国，贡献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