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晶晶 徐建国

　　出租车“二包”老板吴国均、吴征鹏父子给15位的哥留下道歉信，卷走百万押金后“人间蒸发”。求助无门的出租车司机赶到本报，希望能通过报纸找到吴家父子（本报3月31日A3版，4月1日A2版曾作连续报道）。昨天，消失了大半个月的吴家父子终于有了消息。儿子吴征鹏回到了杭州。

　　在消失的这段时间之内，吴国均、吴征鹏父子俩究竟去了哪里？对于拖欠的押金，他们打算如何偿还？昨天记者联系到了吴征鹏。

　　电话中，吴征鹏说：“我知道逃是逃不掉的，只是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安抚已经心力交瘁的父亲。在网上看到了你们的报道，给我很大的触动。我想是时候站出来了，无论这钱什么时候能够还上，都该给这些司机一个交代。”

　　昨天下午，带着歉疚，吴征鹏走进了本报编辑部，讲述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我对父亲说：要么一起走，要么一起扛

　　2003年，吴征鹏承包了10多辆出租车，聘请司机开车。可是，由于经营不善，一直亏损。

　　2007年，自营出租车无法进行下去，又碍于合同所束，无法与原车主终止合同，吴征鹏将手下的出租车转包给他人，将押金用于其他投资。可是经营依旧没有起色。

　　前段时间，有个车主要求收回出租车，事情这下彻底败露。“当时，我凑了10万元押金打算还给转包的司机。可是，哪里晓得风声传得这么快，其他车主知道我把车转包给其他司机，也要求收回车子。”

　　当时共有4辆车子要收回，也就是说一下子要凑4辆车的押金。“这4辆车的押金少说也要30来万，我当时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父亲知道后，整个人都崩溃了。当时，父亲劝我走，他一个人留下来扛这件事情。可是，要他一个人留下，我这个做儿子怎么肯啊。我和父亲说，要么一起扛，要么一起走。”于是，两个人决定一起出走。

　　父亲每天躺在宾馆的床上，常常不自觉地掉眼泪

　　父子俩离开杭州时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他们坐车到了台州，在台州境内的椒江、临海、仙居等地逗留。说起这20多天的经历，吴征鹏用“煎熬”来形容。“从出走到回来，我足足瘦了15斤，你们就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了。”

　　交谈中，吴征鹏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说，这些天来，他们天天呆在宾馆里，整夜失眠，一天最多吃上一顿饭。“这件事，彻底把父亲给打垮了，他躺在床上，经常会不自觉地流泪。”说起父亲，吴征鹏声音有些哽咽了。他说，父亲都快60岁的人了，本可以安享晚年，可这些年为了他操劳过度，心脏也不好。

　　吴征鹏说，他们知道逃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当时是实在没有办法：一方面是因为不想让老父亲再受打击，另一方面考虑到司机的情绪会比较激动，怕生出其他事端。出去后，他们也一直关注着杭州的情况。

　　向15位的哥发去了言辞恳切的短信

　　“我后来知道，这件事已经开始影响到其他家人和亲戚了。特别是看到了你们的报道，这对我们的触动也很大，我们必须站出来了，承担应有的责任。”

　　吴征鹏不想让父亲担惊受怕，4月3日一个人先回来了。坐上车的那一刻，他说他害怕得不得了，脑子里浮现的都是自己坐牢的样子。

　　“现在回来了，我整个人都踏实了。我这次回来是想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吴征鹏回杭的当天下午，就给出租车司机发了条短信，以下是记者看到的短信内容：

　　“我已回杭州，我会为我所犯的错误一力（全力）承担，并会接受应受（有）的法律制裁，给大家一个交代，三个（把出租车）开回老家的驾驶员，我劝你们马上开回来，你们那（哪）一天回来，我那（哪）一天去治安分局自首……，今天是我先错，但不要以为可以拿我犯的错，来作为你们犯错的借口……”

　　“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才能把事情处理好。”吴征鹏说，希望三位司机能尽快把车开回杭州，他愿意和大家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诚意协商。“以我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下子要还清所有的钱不太可能。我打算先筹措一部分现金，还给大家。余下的，希望能给我点时间，采取分期还款的方式陆续还给大家。”

　　昨天，记者已经把吴征鹏回杭及解决事情的态度转告了“出逃”的河南司机。司机们表示会商量一下，再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