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反通胀

　　一边反失业

　　第一个要解决的矛盾是从淡化总量政策向强化总量政策转变。这里的总量指的是总需求。总需求失衡有两种方式，一是需求大于供给，大到一定程度是通货膨胀；一种是需求小于供给，小到一定程度就是经济衰退，引发失业。失业比通胀更可怕，通胀是使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根本就不值钱，而失业是让老百姓根本就没钱。

　　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要反通胀就要紧缩需求，要反失业就要扩张需求，就是所谓的紧缩型的宏观政策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中国在1998年5月前，基本上需求大于供给，因此主要是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1998年5月之后，却开始出现需求不足，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扩张性的。

　　但是十七大在表述第11个五年计划时，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提扩张也不敢说紧缩，回避了总量目标，没有说总量，而是说了结构调整，叫做“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即地区和地区有区别，产业和产业有区别，同一产业之间也有区别，总之都不一样，采取了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回避了总量。

　　

　　积极的财政政策

　　与宽松的货币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其两大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反方向的组合向同方向的组合转变。

　　财政政策，分为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先来看财政支出，2003年以来，大部分年份还保留了财政赤字，国债不仅没有取消，规模还要增大，说明财政支出的政策基本思路是不惜举债，不惜用赤字财政的办法扩大财政支出。再来看财政收入，主要指的是税收，这几年在税收制度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企业所得税两税并一、取消农业税、加大出口退税力度等等，其实都是在减税。减税就是刺激需求，这是扩张性的财政收入。因此，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

　　货币政策，分为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简单来讲，法定准备金率越高，商业银行能够放贷的款子越少。2003年9月份央行上调了一个百分点，从6%调到7%，直接冻结了商业银行几千亿的信贷能力，这一路调上来，到2008年上半年，法定准备金率达到17.5%，这就表明央行收紧信贷的政策倾向是非常坚定的。再看利率，从2003年下半年，特别是2004年以后，我们一直在加息。提高存贷款利率其实是收紧银根。去年上半年，一年期的基准贷款利率到了7.47%，这么高的贷款利率是不鼓励企业贷款，在收紧银根。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政策格局，财政在扩张，货币在紧缩。这两个政策如果还是松紧搭配，最要命的结果是政策效果相互抵消。所以现在要求货币和财政双松来刺激需求。

　　人民币的

　　升值和贬值

　　第三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汇率政策——人民币从升值转为贬值。

　　说老实话，人民币有升值的空间。首先从基本层面来看，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第二个从市场价格面看，汇率是外汇价格，外汇的价格由这个市场上对外汇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的矛盾运动决定，需求大、供给少，外汇就涨价；需求少、供给大，外汇就降价，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两万亿美元，但对外汇的需求，无论是国还是家都在减少。需求极度缩小，外汇应该在中国市场上降价，外汇降价意味着人民币升值。

　　同时，人民币也有升值的压力——国外要求我们升值，道理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本币升值，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出口品价格上涨。一个国家的本币升多少，出口市场就降多少，意味着竞争力下降了，你下降就意味着别人的产品更好卖，别人把市场占了。这就是为什么竞争对手老要人民币升值。

　　那人民币升不升呢？这种政策的决定，从来不取决于国外的压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为增强我国的海外竞争力，拼命扩大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多大压力，人民币不能升反而要降。

　　这几年的情况不同，特别是到了2008年上半年，我们要反通胀时，发现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维持外汇储备结汇出去的人民币太多，为解决通胀压力，就要把国际收支失衡这个局面控制住，要增大进口、减少出口。怎么控制出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人民币升值，所以2007年年底起，我们开始加快人民币升值，可没有搞几天就发现不对了，世界经济危机，出口大量减少，我们马上开始调整。所以说，汇率政策现在有一个重大的变化，从上一年的年末加大升值，现在要迅速调整到贬值。

　　刺激需求

　　兼顾供给

　　第四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就是从短期的刺激需求，要朝着长期兼顾供给的转变。

　　因为宏观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现在不平衡。需求不足，现在可以刺激需求，也可以改善供给，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能在疲软的市场下，竞争力更强，特别是在国际竞争当中能够争得更大的份额。这样虽然需求在减少，但是企业仍然能够存活。我们提的政策叫“保持经济增长，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其实调结构就是调供给，目前所谓十大产业的振兴，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企业的改制、降低消耗等一系列措施，实际上都不是刺激需求，都在改造和调整供给，而供给方面的改造和调整，实际上更具有治本的性质，更具有长期性。

　　刺激需求是短期的，如果短期需求的刺激和中长期的供给调整不结合在一起，要出大问题。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也可以刺激经济可以增加就业，但是这种短期的增加就业带来的好处，意味着今后国民经济要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甚至要重新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这个时候刺激需求和长期的供给、结构的调整、改造要结合起来。

　　

　　中央和地方政府

　　开始同步调整

　　第五条，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主体，中央和地方政府从原先反周期的行为现在逐渐过渡到同步、同周期的行为。

　　这些年的改革，给地方政府的权利和责任相对越来越大，地方利益的独立性相对也越来越清楚，现在对大部分地方政府来说，你要办好当地的事，不要指望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要靠自己。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指标越来越像公司，市委书记越来越像董事长，市长越来越像总经理。

　　这个背后有一个大问题，中国的政府、企业之间的联系方式变了，中央和地方是行政联系，而地方政府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不是上下级，不能命令人家，是市场关系。中央认为失业太严重，就开会，让你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可是地方政府不能命令这些企业，要去谈判，这个谈判是有时间的，等各地把商和资招来了，中央一汇总又觉得太热了，再开会研究，晚了，正好形成滞后效应。

　　但这次从中央到地方，大家认识是一致的，就是要扩大内需。说句老实话，中国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很大程度在地方，因为他了解当地情况，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能搞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