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香港、台湾开会，我不知道在那里应该怎样做才符合身份，只能模仿。到了一个地方，周围没有禁烟的牌子，在国内大家的理解是没有禁止就是“许可”，但我不敢。我会先看看周围别的教授，如果他们没抽烟，那我理解是在这里我就不该抽。

　　“赵根大”现象其实和文化水平没多大关系，和民族文化、民族性也没什么大关系；这主要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良好的生活方式需要一个养成过程，且靠社会氛围来维持，但我们一直没有建立起这种生活方式。

　　公共场合不能乱涂乱画、不能随地大小便、不能乱丢纸屑……我们只是把这些当成一种规范来教，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去做。这两者的差别是前者当有人监督时就遵守，无人监督时就很容易放纵自己。而后者是一种内生的约束力，这些行为会让他觉得是有失身份的举止。

　　其实在很多国家，国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会有一个参照系，比如英国人对皇族的关注度很高，他们有意无意地在推崇和模仿贵族的优雅举止等等，日本也是。他们的文化中会崇尚某种东西。但我们的社会文化失去了坐标。教授、商人、医生、公务员……没有哪一个阶层可以拿出来作为全民崇尚的代表。尤其是当下，粗俗的东西被当成“狂野”的象征，文质彬彬反倒要被人骂“迂腐”、“酸”。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人遵守纪律、没有人遵守规范，而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没有被推崇到全民效仿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