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也旷

　　

　　200年前，至少有两个伟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两个人，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文学家，他们不同的身份恰好构成了托马斯·赫胥黎所谓的自然勋章（Nature’s medal）的正反面。

　　对于达尔文，科学界在年初就已经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特殊敬意了。著名的《自然》杂志和《科学美国人》杂志均发表纪念性的专题文章。2月12日，企鹅出版社推出了《物种起源》的纪念精装本，英国当代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具有X光透视效果的布面油画《空间中的人头骨》赫然出现在封面上。同一天，德国科学家提前公布了一项重要成果——已经灭绝了3万多年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草图。从支离破碎的化石中提取古老的DNA难度极大，这项工作进行了十多年，目前只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二。一向严谨刻板的德国人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天公布，就是因为它是达尔文的生日。

　　果戈理则没有如此的幸运，尽管俄乌两国也要开展一些纪念活动。这位生前落寞的作家在死后也不大被人理解。在中国，他一度是人们热烈谈论的对象，但这种情形自1980年代中期即不再出现。而他的出生本身（4月1日），似乎就是上帝在愚人节制造的一个玩笑。因此有必要把他从僻静的坟墓中请出来，再把他送回到僻静的坟墓中去。然而正如尼安德特人的DNA对于人类理解自身及进化过程十分重要一样，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们的DNA对于我们理解自身及进化过程也是重要的。

　　果戈理的伟大就不那么显见了。长期以来，他被视为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多半是基于一种误会，尽管乌克兰乡村和彼得堡之于果戈理，犹如火地岛和加拉帕戈斯之于达尔文。这种误会虽不及将赫列斯塔夫误认为钦差大臣那么严重，却足以遮蔽其天才中最独特的光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及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和道德觉醒时说，“全部俄国文学出自果戈理的《外套》”。其实，对于将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等小说奉为圭臬的现代作家，或许还可以说，“全部现代文学出自果戈理的《鼻子》”。

　　果戈理对自己的创作苛刻得惊人，生前只完成了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且跨越戏剧、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体裁范围。正是这些屈指可数的作品，成为俄罗斯文学在各自体裁内的源头性作品。在果戈理心目中，《死魂灵》的第一卷是通往优雅建筑物的肮脏庭院，相当于但丁的《地狱篇》；第二卷和第三卷才是那座想象中的宏伟宫殿本身，相当于《炼狱篇》和《天堂篇》。以另一种体裁的标志性建筑为参照来构造自己的当代史诗，是一项注定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是在用蜡翅膀飞向太阳。于是在绝望中他将辛劳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

　　（摘自《南方周末》2009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