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或许是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世界银行已经把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了2%。 发展中国家尽管并没犯什么错，而且他们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做得比美国好得多，但一样受到了打击。中国的经济仍然保持增长，但相比前两年平均11%-12%的年增长率，中国经济受到了影响，主要是因为出口下滑。除非采取有效措施，否则这场危机将额外地让20亿人口陷入贫困。

　　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性地应对措施。但不幸的是，目前大多数措施仍然停留在国家层面，而非国际层面。每个国家在努力规划其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追求的是对本国的最大效用。在评估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时，每个国家都会在预算的成本和收益之间保持平衡，而这一收益是以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增幅来计算的。由于一些收益（主要是在小的开放型经济体里）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收益，因此一揽子刺激计划就比原本应当的规模更小，也更逊色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全球性、相互协作的一揽子刺激计划。

　　如果我们要避免陷入另一轮债务危机，部分资金，或许是很多资金，必须以补贴的形式来发放。过去，经济援助总是附加着繁复的“条件”，甚至要求实施互相矛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和现在所需要的正好相反，而且以前的很多条件还迫使受惠国放松金融管制，而这正是导致危机的原因之一。

　　在去年11月举行的G20峰会上，各国领袖们强烈谴责了贸易保护主义，并且承诺本国不会实行保护主义。不幸的是，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20国集团中，有17个国家实际上已经采取了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最为明显的就是美国，它在一揽子刺激计划中含有“只买美国货”的说法。

　　然而，长久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补贴可能和关税一样具有毁灭性，甚至还不如关税公平，因为富裕国家更有能力提供补贴。如果全球经济曾经有过一个公平的竞技场，那它已不再存在了：美国所提供的巨额补贴和紧急援助已经改变了一切，而且这种改变也许是不可逆转的。

　　尽管人们可以理解国内政治的准则导致的补贴和担保，但是发达国家需要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全球性后果，并且应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补偿性的援助。

　　由联合国机构提出的更为重要的中期倡议里还有这样一条：创立全球性的经济协作理事会。该理事会不仅要协调各国经济政策，还要评估所面临的问题和机构之间的分歧。例如，随着衰退加剧，部分国家将会面临破产，但我们尚未创立一个处理此类问题的完整架构。

　　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机制是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但是现在这一机制出现了问题。对此，中国已经表示了关注。中国央行领导人加入了联合国委员会，并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储备机制。委员会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取得强劲且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就必须解决这个老问题。其实，早在75年前甚至更早，凯恩斯就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当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但如果现在不开始行动，改革永远不会发生。    

　　斯蒂格利茨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