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去世多年的父亲，哭得来不及拿纸巾；言及最拿手的故事“生产”，冷幽默让笑感四溅；说到世界未充分表达的“内疚”，尖锐激烈似针锋直刺要害。昨天，中国最富争议的作家阎连科在杭州晓风书屋为新作长篇家族散文《我与父辈》吆喝，充分表现了他的多层面的性格。

　　操着一口河南话谈文学，阎连科还能满嘴蹦着“主义”、“颠覆”这样的词汇，果然颠覆了他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为《我与父辈》得意之深，他竟然很潇洒地不要求记者宣传该书，而仅是“希望你们好好地读一下这本书”。阎连科认为这本写家族的书是从他的心中涌现的最朴素和真诚的文字，摈弃了任何的文学技巧和追求。

　　据出版方介绍，《我与父辈》特别应该当成培养孝心的教材来读。这本书的预售过6万册，超过了《小团圆》的预售，目前已经发行22.5万册，完全超越了阎连科的任何一部小说。阎连科认为，这本书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他在书中自始至终流露了一种内疚：“那是对我的亲人的内疚，对故土的内疚，还有我对文学的内疚。”

　　说起去世25年的父亲，阎连科流下了眼泪。当年，阎连科参军赴前线，家书不通，父亲每天托人到邮局打听书信，收听电台，整个家族36人因为担心他聚集在他家周围，睡在他家边的黄土地上。而父亲因为焦虑担忧，在后院徘徊两个多月后，终于病倒，从此常年卧病在床。父亲去世前，想看电影《少林寺》，请了放映员到家放电影，但是因为要花10元钱，大家都说算了，父亲也说算了。“那时我口袋里还有用剩的几十元钱。因为这10元钱，我内疚了一辈子。”说着，阎连科哭了，眼泪太多，抽了好几块纸巾使劲擦呀擦。

　　他认为，这个世界表达的内疚太少。比如，他对文学的一种内疚是，写了600万字的作品，但是很多时候，作品中的人物是他表达内心的工具，他对人物是高高在上的，太少向自己创造的人物表达内疚。阎连科认为，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为什么有人得到很多，有人一无所有，这不公平。“所以，‘有’的人应该向‘无’的人表达内疚。”

　　话题转到阎连科最拿手的文学话题，他一下子由愤世嫉俗者变成了“艺高人胆大”的幽默能手。他说，用笔写作，一般一稿定型，很少需要大动干戈地修改。写稿一般安排在上午两小时，2000字，粗放型，来电打扰也不怕，就完成了一天的写作任务。他最拿手的就是创造故事，心里经常有好几个故事，左右摇摆不知写哪个。比如，最近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的故事，就是他坐在窗前，想着春天来了，就出现了故事：“四个农村青年觉得春天来，应该找点事做，做什么呢，一合计，各自回家把老婆揍一顿吧。”记者们都笑得喷儿喷儿地，阎连科像通了电一样，满眼放光，绘声绘色地把这个黑色幽默的故事讲了一遍。

　　阎连科因为讲述这个倍儿有趣的“打老婆”的故事，让记者们见识了他如此“卡哇伊”的一面，实在与他的老农形象太大相径庭了，简直可以被认定为中国最有趣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