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驻马店市慧层天乳幼儿园大班的张老师，因为小李明（化名）“不听话”，就让别的小朋友脱光了他的衣服，在全班小朋友们面前站了几分钟。遭此惩罚后，这个孩子“像变了一个人，白天在家里发呆，夜里做噩梦……”，小李明的爸爸李营对记者说。事后，张老师在道歉信中反复强调“我当时心里是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

　　凭自己的情绪做事，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的权利。张老师只知道自己“很生气”，却不懂得，或者说不考虑，自己的行为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怎么连这样做会给孩子造成精神创伤这个道理也不懂？难道他的心智也退化到儿童水平了？

　　一个教育者，失去了对痛苦的体察，他的教育行为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最基本评判的标准，如善良、正直、正义等。

　　昨天，写了《当教师成为善男信女》一文（见昨天时评版）以后，总是在琢磨，现代教育，跟求神拜佛是格格不入的；一个教师，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又用这些知识去教育学生，他至少应该具备对知识的信念与信仰，他怎么还能接受另一种对立的信仰——姑且承认迷信也是一种信仰——而且还十分虔诚。一个有真信仰的人，别人要强迫他接受另一种信仰时，正常的表现，应该是很痛苦的；即使他改变信仰，也要经历痛苦的精神历程。

　　教师会去求神拜佛，而且一点都不觉得痛苦，内心没有一点不适感，只有一种可能，他或她，对自己所学习、所传授的知识，没有热爱，没有信仰或信念；也就是说，学习和传授这个知识，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满足。

　　如果以上的推断大致不错，那么，无论是对教师个人，还是对国家，这都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没有快乐的教师，能给他的学生带来快乐吗？一个社会的知识活动，精神活动竟然是一种没有快乐的活动！全国几千万的青少年，每天背着、拉着书包到学校去，难道都是不快乐的？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被浙江大学开除的贺海波。贺海波能够一直读到博士生，肯定是对药学研究有兴趣，否则他早就干别的去了。从事科学研究，没有兴趣是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只有对某个学科，某个专业有特殊兴趣的人，才有可能从旁人看来是枯燥乏味的研究中获得常人体会不到的快乐，取得成绩。

　　那么贺海波对药学研究的兴趣，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至少，应该持续到他论文造假之前吧？在造假行为还没有被揭露的时候，他的学术生命已经结束了，他的药学研究已经不能给他带来快乐了——虽然在旁人看来，他每天还是来上班，来“做实验”。他的内心不痛苦吗？

　　中学教师成群结队朝山进香是为了升学率，贺海波论文造假是为了留校，几千万中小学生忍受痛苦读书是为了进好学校，找到好工作……为了这些，我们牺牲了快乐，牺牲了对痛苦的感觉能力；我们得到了各种头衔，各种好听的名号，与此同时，我们的心智退回到了儿童水平。我们只会说“我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这样的儿童语言，就好像小时候玩过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不会说话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