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岛台湾到祖国大陆，从北京大学教授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人生履历，存留着现代中国历史沧桑和风云变幻的烙印，也被看作是现代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见证。

　　去年2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任命林毅夫担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由此成为了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如今，林毅夫在世行为官已经一年有余，正是在这一年里，全球遭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世行的工作量陡增，中国角色和经验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林毅夫的一言一行也更为外界关注。回望忙碌的一年，林毅夫说，他“备感责任重大，总努力尽职尽责”。林毅夫给自己一年的成绩谦逊地打了个“合格”，而佐利克的一席话却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实践与理论的卓越结合”，“世行职员都欣赏他有深度的建议，我非常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尽力尽责适应“全新生活”

　　在华盛顿，经济学家多如过江之鲫，但林毅夫似乎与众不同。自2008年5月底就职以来，他保持着一贯的低调。

　　担任世行新闻总监的乔普拉女士曾说过，林毅夫“谦逊的态度、开放的观点”让她印象深刻。作为同样来自发展中国家——印度的世行高级官员，乔普拉为林毅夫的表现感到骄傲。

　　许多接触过林毅夫的人都说，他没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高傲和淡漠，每次回答问题，总是微笑满面。

　　但对林毅夫来说，从大学教授转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外界的关注和厚望，是对他的鼓励，也是一种压力——尽管他本人总是回避使用这个词。他更愿意说，他在“努力适应目前的生活”，而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所谓“全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的家从北京搬到了世行总部所在的华盛顿，更缘于当前的工作方式和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以前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虽然也担任一些行政职务，但主要工作仍以教学和研究为主；而进入世界银行，职务高了，责任也大了。

　　他强调，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应该不辱使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做一个尽力尽责的经济学家，就要竭尽自己所能。”

　　他的最大感触，就是新职位需要他具有全球视角，“在国内，站在中国的立场，想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但在这个地方，考虑问题都必须从全球的视角出发。”

　　林毅夫担任的是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世界银行的头号宗旨就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林毅夫说，作为这一部门的负责人，他面临的很大一个挑战，就是调动每个同事的积极性，集合大家的智慧，提供应对的方案。

　　就任以来，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短短几个月内，他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加纳、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国家，还到德国、日本多个发达国家访问。

　　这种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也是他之前作为北大教授难以想象的。他感叹，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感觉时间不够，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而世行的成员国有180多个。但具体来讲，“最大的难题，我想还是怎么样去了解每个国家，去真正地站在那个国家的立场，看他们的机遇和挑战。”

　　给世行带来发展中国家视角

　　林毅夫领导的世行发展部门人才济济，被认为是世行最核心的部门，250位工作人员中，40位为资深学者。用林毅夫的话说，“他们都相当于大学里的正教授一级。他们是素质很高的人，往往也都是最有个性的人。”

　　如果说这些学者的个性对林毅夫这个领导者来说是一个考验，那么他们的共性则是另一个考验——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来自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的视角与生俱来。

　　正如林毅夫所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不可避免地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为理论前提，用以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

　　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善良，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林毅夫说。

　　而他的到来，给世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可能就是在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上。

　　在林毅夫看来，政府应该是有所作为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未必就好。“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关需要政府来协调，来克服外部的挑战。”

　　此次金融危机正印证了这一点。林毅夫的理论，中国经济的实践，促使世行其他经济学家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

　　中国驻世行执行董事邹加怡说，林毅夫为世行带来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独特视角，“他的思想素材来自中国丰富的发展实践，就任以来，他在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独到见解，赢得了世行内外的广泛肯定和尊重。”

　　林毅夫的助手塔克女士说，林毅夫的许多观点很多是“前瞻性”的——“他在金融危机刚爆发时，就比其他许多人都显得悲观，但很不幸，他的观点却是正确的。佐利克也认可他的判断”。

　　但尽管金融危机异常严峻，发展任务格外繁重，林毅夫却保持着信心。他曾雄心勃勃地说，如果将其手下这些研究学者的研究年限加起来，将超过1000年，“把这1000年的智慧发挥出来，没有不能解决、不能研究清楚的问题”。

　　总结中国经验寻求完美理论

　　林毅夫深知佐利克器重自己的原因。在赴世行任职前，他就表示，中国有很多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尤其是帮助亟需脱贫的非洲国家，“我将借世行这一平台促进这种经验的交流，努力帮助非洲国家找到富裕之路。”

　　他说，之所以世界许多国家数十年都无法摆脱贫困，一个原因是当前的理论似乎并不完美，“我希望从中国、从东亚国家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发展出相关理论，产生新的思潮，形成更有效的政策框架，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发展。”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更凸显了中国发展经验的重要性。林毅夫在演讲和研讨中，经常会介绍中国克服金融危机的经验。

　　他指出，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为应对危机，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果，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下一阶段经济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中国的这种成功经验，尤其是投资在瓶颈领域，在林毅夫看来，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妨借鉴。

　　这一点也得到了包括佐利克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同。显然，作为世行最高经济权威的林毅夫，其观点已深深影响了世行及其领导人。

　　林毅夫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邹加怡说，林毅夫从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角度，对当前危机的性质和严重性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判断；他通过对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将财政刺激的着力点放在解决发展瓶颈问题上的观点；他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洲产业结构的特点，提出了通过南南合作加速非洲工业进程的主张。

　　“林毅夫的业绩表明，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不仅在于出产品，更在于出人才，出思想。”邹加怡如此评价。

　　心怀家国给出中肯建议

　　尽管身在国外，但林毅夫依然关注着中国的发展。考虑到自己的表态对市场的重要影响力，他说话有时会字斟句酌，陷入较长时间的思考。但从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浓烈的“家国思想”。

　　对于中国在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林毅夫表示了强烈的信心，认为中国会最早复苏。但他也警告，中国取得了很多成绩，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在社保领域、医疗领域，还有很多欠账，“所以应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政府下大力气，进行这方面的投资。”

　　2008年9月，针对当时一些国内人士要“抄底华尔街”的论调，他非常清醒地告诉记者，抄底华尔街，尤其是抄底华尔街一些金融企业，中国并没有优势。

　　上述言论发出后，受到各界高度关注。中投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楼继伟随后也呼应说，中投目前尚不会去投资华尔街。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能正是受到林毅夫的这一观点的影响，“抄底华尔街”言论才有所降温。

　　林毅夫的视野是开阔的，这一点和佐利克非常相似。针对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两人不久前更是罕见地联合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呼吁中美应建立G2（两国集团），共同应对危机。

　　林毅夫说，之所以要写这样的文章，一是中美两国太重要了，两国合作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二是在金融危机中，还有人在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这对世界经济复苏构成了威胁。

　　“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如果还在谈汇率问题，如果人民币因此大幅升值，中国的失业率会大量增加，当然对中国不利；而美国进口产品价格也会更贵，也会加剧危机，增加美国失业率。”林毅夫说，这篇文章旨在敦促各方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再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而要对症下药。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林毅夫认为，考验依然严峻，但相对来讲，中国存在三大有利因素:一，庞大的外汇储备；二，资本管制，为中国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三，货币政策稳健，中国政府过去4年都实现了财政盈余。他强调，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中国只要能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和刺激内需，就是对世界经济的一大贡献。

　　佐利克对林毅夫的这一观点，非常赞同。他事后曾说，林毅夫才华卓著，“我非常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验，日益显得更加重要，而中国经验的背后，就聚集着包括林毅夫在内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这或许也正是佐利克和各方看重林毅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