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的警察每年都有，他们不是倒在枪林弹雨之中，便是面对凶嫌浴血搏斗而献身。郑树富没有这样的机会和经历，他每天面对的是成叠成叠的案件材料。但是，10多年来他每天24小时保持待命状态，随叫随到，因为他的这个岗位，关乎每一个涉案人的命运。

　　郑树富是舟山市定海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预审办案中队中队长。由于这份工作的特殊性，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据统计，仅去年就审核了各类刑事案卷500余卷，累计加班加点500多个小时。而近10年来，经他审核的各类刑案超过3000余件，没出过一件差错。

　　去年11月27日，郑树富因患胃癌病逝，年仅50岁。近日，浙江省公安厅发布命令，郑树富被追记一等功。

　　10年审案3000——没错一件

　　“走吧，散步去！”只要在定海，这晚饭后的散步，是郑树富和妻子王友娥的必修课。“他的工作太花时间，说起这散步，其实也是一带两便的事。”大前天，王友娥回忆起丈夫的点点滴滴，眼睛很快湿润了。

　　“这散步的路线是从家里到公安局，一路上，有时我们聊聊家常，但更多的，是他在接电话，或者走神了，就想案件上的事。”王友娥说，散步的终点，是他上办公室看案卷，而她却独自回家。

　　定海刑侦大队负责案件审核的只有两人，除了郑树富，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一年上千个案子，所有的案件材料，都得一页页看完，最关键的是，还得用专业眼光，分析办案子的民警侦查对不对，笔录做得是否全面等等，因为案件最后的定性，关乎所有涉案人员的命运：拘留批捕，或者取保释放，等等。

　　“我们统计过，去年郑树富总审核刑事案卷500余卷，审核刑拘人员700余名，报捕540余人，移送起诉580余人。”刑侦大队长说完这个数据后打了个比方，他说有个盗窃案，就一个嫌疑人的笔录就有40多页，但这个案子涉及的团伙成员有13人，笔录有多厚可想而知了。但是，这些笔录只能算一个案卷，每个案子他都要审3次，最后再做成一份综合笔录交检察院。而所有这些案卷，郑树富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审核完毕。

　　案件办到一半，突然想听听郑树富在定性上的判断，同事们自然想到了他。案卷做好了，但有几个疑点一时解释不通，他们又拨打郑树富的电话。在战友们看来，郑树富可以随叫随到，一到就能解决问题。于是，在寒冬腊月的凌晨或半夜，被人从热被窝里“揪”到办公室，对郑树富来说是家常便饭。

　　2008年11月的一天，天已趋凉。舟山医院内科大楼4病区15床，郑树富斜靠病床，仔细翻看着一起非法持有毒品案子。

　　同事刘再伟走进来，心痛地说：“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吧。”

　　“没事，都是我经手的，等出院了，还是我自己办吧。”

　　此时，郑树富已经病入膏肓，他的生命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分局统计，算上他生命中最后看的案件，他这10多年来，已超过了3000卷。

　　关注“无关紧要”的细节

　　——明察秋毫

　　“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也许对人家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这是郑树富经常说的一句话，而定海解放所刑侦中队民警周勇对此感悟颇深。这是去年8月11日的事，当时周勇正在办理某汉堡店内服务员盗窃老板笔记本电脑、相机和现金的案件。“我们一开始就把这案件定性为盗窃案，因为那个服务员交代，他当时就是想偷，动机很明显，而且人赃俱获。但郑树富看完案卷后，提出了他的看法。”

　　那家汉堡店里有没有内门？这是郑树富当时提出的问题。周勇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他觉得案件简单，并没去过现场。其实，郑树富那时的身体已不正常，但他还是坚持要求去趟现场。在店里，他让老板一一指证了当时笔记本等物件的所在，结果发现被盗物品的中心现场和外面店面没有明显的间隔。“店内盗窃，而且老板离开之前委托给那个服务员看守店面，该服务员应该有职责和义务，案件性质可能有问题。”

　　最后，此案件果然被定性为侵占，而由于侵占数额又达不到法定的量，最后该嫌疑人被释放。

　　郑树富的工作，是案件定性审查，直接关系到案件的上行或下行。在同事眼里，他不善言谈，但他丰富的办案经验，健全的法律知识储备，令人称道。

　　怜子如何不丈夫

　　——父子情深

　　郑树富的儿子郑健，杭州某院校大四学生。他心中永远的痛，是没能最后见上父亲一面。

　　“妈，爸爸呢？”

　　“他呀，刚睡下，别打扰他了。”

　　“妈，今天爸爸总在家吧，让他听电话。”

　　“对了，他在卫生间呢，明天吧。你好好准备考试！”

　　这是郑树富最后几天的日子里，正在杭州准备公务员考试的儿子和母亲的对话。其实，母亲是为了让儿子安心考试才这么说的。而此时，病床上的郑树富已无法讲话了。

　　4年前，儿子考入大学。老郑每天再忙，也会抽空打个电话，可谓父子情深。郑树富病重住院后，老郑特意关照亲朋好友，不许打电话通知郑健。11月20日，最终知道父亲生病住院的郑健，从杭州赶到舟山，一定要留几天陪爸爸。可“倔强”的父亲，硬将他“骂”回学校。

　　11月27日，老郑病逝。3天后，考完公务员笔试的郑健回到家中。迎接他的已是父亲的遗像了。

　　也许父子间真有感应，考试的那几天，郑健就是放心不下父亲。“怎么几天不接我电话呢？不会出事吧。”就这样，勉强参加完了公务员考试，但差0.3分没能考上国家公务员，也错失了与爸爸见最后一面，这成为郑健心中永远的痛！

　　本报通讯员 赵军 谢佳 包能伟 本报记者 柏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