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这个词是我本人生造的一个词，原来并没有这个词，一般是用于原始文化，后来我写了一本书《中华元典精神》，首次使用元典这个概念，之所以用，就是说在人类的几个重要的古典文明，东地中海文明圈，南亚文明圈，东亚文明圈，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不约而同的创造出来了文化的元典，阐述出了文化的元典精神。

　　为什么这些文明民族，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也就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说的“轴心时代”会产生“元典”？

　　东地中海文明圈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南边是埃及，东边是巴比伦，腓尼基，北边就是南欧就是希腊，以及希腊后来影响到的罗马。这里产生出代表西方文明的最基本的典籍和文化机制，集中起来形成了所谓的“两希的文化元素”，一个希是希伯来，产生了《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后来总成为《圣经》；另外一个“希”就是希腊，希腊的文化是受到了巴比伦、埃及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在希腊公元前6世纪前后进入了所谓的“群哲时代”，就是很多哲学家，产生了一系列非常辉煌的精神文化。希腊精神最集中的是科学精神和民族精神，所以整个的西方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两“希”的基础上。

　　科学精神与经世致用

　　科学精神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点区别，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经世致用，希腊精神更多的是为知识而知识，像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希腊人探究哲学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好奇，这是希腊的一种科学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跟我们中国的经世致用的精神两者有很好的结合，就会成为极有价值的一种精神。东亚文化圈就是以东亚大陆就是今天的中国为主体核心地带，周边的一些地区，朝鲜半岛、日本也是属于东亚文化圈里，因为使用的文字是汉字，所以东亚文化圈又叫做汉字文化圈，因为它的主要文化形态是儒学，所以这个地方又叫儒学文化圈，这是总体的名字，小而言之就是我们使用筷子的这些人又叫“筷子文化圈”，我觉得这个筷子也大有文章，对立的统一，这么两个简单的统一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西方复杂的刀叉餐具，我们用筷子就解决问题了。

　　东亚文化的元典是五经

　　东亚文化圈或者叫汉字文化圈也是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极富自己特色的一种文化。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个世纪，在东亚文化圈也形成了它的“文化元典”，这些“文化元典”概括叫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这些中华元典阐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譬如：忧患意识；变易-自强观念；“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思想；华夷之辨；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后来发展成为民本思想。在中华民族复杂坎坷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元典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重点讲忧患意识，以及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包括在它的近现代是如何得到重演，如何得到发挥和提升的。

　　中国是忧患文化

　　可以把中国的文化称为“忧患文化”，中国从轴心时代，先秦时代开始有一种很深厚的忧患观，这个要追溯起来起码可以追溯到殷周交替之代，在这个时候周战胜了强大的殷人，殷商在当时是一个发达的民族，是一个先进的民族，经济文化的水准比偏处在西边的，就是现在的陕西的周人先进得多，但胜利者周王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充满忧患，怎么忧患呢？周公对群臣和对他的子嗣讲，要有忧患意识，尤其是讲到要关注民间的疾苦，要忧民之忧。司马迁具体考证到某一部元典的作者究竟是谁，大有重新考证的必要，但是他阐述了我们的先辈在遇到很大困难、充满忧患时的智慧，对这一点的描述是正确的。是一个艰难玉成的过程，忧患的理念在元典当中可以说是贯穿始终，而且在很多的篇章当中都出现了忧和患这样的词汇。

　　忧患意识的近代展现

　　时至近代，中国人面对外敌入侵、内政腐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严峻局势，忧患意识便如燕之重归。

　　魏源是近代忧患意识的阐发者，他针对当时流行于政坛文坛的昏昏然的“寐患”，向人们发出呼唤：“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他受到现实社会危机的刺激，重读《周易》、《诗经》等元典，产生了新的感受，由忧患意识发展而来的“救亡图存”思想，是近代中国有志之士的共通情志。

　　甲午战争后，传统的忧患意识遂转型为具有近代爱国主义和近代民族主义意味的救亡思潮。康有为是这一思潮热情的倡导者。他1895年秋奋笔撰写《强学会序》，向国人描绘了一幅民族危亡图：“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余其者，尚十余国。”在这篇序文中，康有为还借鉴东方诸国衰亡教训，以激醒国人：“昔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守旧不变……昔土耳其，四部之大国也……举地球守旧之国，盖已无一瓦全者矣。”全篇充溢着民族忧患感，惟恐中国重蹈印度灭国、土耳其裂国的覆辙。

　　忧患意识与革命情怀

　　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筹建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时，便郁积着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患，他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说：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

　　次年，孙中山草拟的《香港兴中会章程》进一步痛述内忧外患，一再发出“呜呼惨哉”、“呜呼危哉”的感叹。孙中山的忧患，已非旧式的“君国之忧”，而具有新的时代风貌。

　　忧患意识与五四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宗法—专制文化现身于世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已不像维新派那样言必称古典，但究其实质，新文化运动激昂的爱国主义思潮，同样与元典的忧患意识一脉相通，不过新文化运动健将们不再是“忧君”、“忧位”和一般意义上的“忧民”、“忧天下”，而是担忧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文明的大潮中落伍，担忧落伍者挨打以至遭淘汰。

　　鲁迅的忧患，或曰五四的忧患，是一种觉醒了的现代中国人的忧患——担忧中国被排除在世界现代文明大道之外，以至被开除地球籍。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感，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召唤国人奔向现代的、文明的新社会，去赢得中国人的世界位置。

　　今之忧患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然而也面临种种艰困，我们仍应心存忧患。一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人均淡水资源2500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值四分之一；煤、水力资源，约为世界平均值二分之一；石油、天然气资源，约为世界平均值十五分之一；耕地，约为世界平均值三分之一；二是国际环境严峻。近代以来，中国是西方列强瓜分对象；二战后冷战格局，中国被欧美孤立；冷战后期美苏争霸，中国获得纵横捭阖机会；苏联解体后，美、日视中国为主要对手；与周边国家存在深度矛盾。

　　我们当以两段古语共勉——

　　居安思危，

　　殷忧启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