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的生活品质，被国际公认为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尺。杭州市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弱势人群保障机制至今仍然滞后，显然不是钱的问题。

　　昨天，杭城两家报纸上，各有一起特殊的命案。余杭区乔司镇上一个7岁女童，死于临时住在这里的一智障老汉徐某之手（见25日《钱江晚报》A5版）；住下城区西健康路朱姓七旬退休教师勒死了老妻，想以偿命结束自己的人生，理由不是夫妻感情不好，也不是日子过不下去，而是“我和我老婆要是都倒下生活不能自理的话，我女儿没能力收拾残局的”（25日《今日早报》A5版）。

　　说“特殊”，是因为这两起命案的事主，都不是杀人案里常见的凶悍之人。朱老师是一名曾经考取清华大学从教多年的知识分子，作案时患抑郁症，但无精神病症状，法庭上思路清晰，对答如流。可见，除了存在一点心理偏差，并没大的心理疾病。从杀人动机剖析，女儿是他认为的养老的唯一依靠。可是，无论对女儿还是周遭环境，他都不信任，没信心。

　　搜索一下杭州市关于养老方面的政策，《杭州市城镇老年居民生活保障办法》是2006年颁布的，随后，又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办法措施，明确要增加财政投入，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机构，为困难老年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服务。

　　一方面是政府竭力倡导促进养老事业，一方面却有人恐惧晚境困难而自杀，两者显然充满矛盾。我们设想，如果朱老师知道有这么多养老政策，他躺在床上，老婆精神状态又不好的时候，能有人上门关心一把，他还会选择这种极端方式吗？由此，我们分析，朱老师很可能并不了解有这些政策，他为将来的生活感到愁苦、绝望的时候，没有人为他解忧。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并不知情”，当然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关心他了。如果《杭州市城镇老年居民生活保障办法》已经落实到社区，从日常生活到医疗服务都叫得应、靠得上，朱老师还会把自己和老伴往绝路上逼吗？

　　保障性服务的缺失，当然不是杀妻的理由，但这确是朱老师杀妻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些困难不能使朱老师脱罪，但也应该由此看到社会保障机制的不足。

　　乔司的命案，同样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智障者徐某平时靠几个姐妹轮流照顾，最近住到乔司姐姐家里，才发生了这样的惨剧。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杭州目前有3万多名智障者，但是有关服务机构极少，不少智障者缺少照顾和看管，被人伤害或伤害他人就在所难免了。

　　杭州市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弱势人群保障机制仍然滞后，显然不是钱的问题。这个保障机制其实是一个社会管理系统，事情做起来很琐碎，也很庞杂，要组织人力，建立机构，涉及医疗、社保支出、法律责任等等，可能还需要地方立法。同时，这个机制的有效运行，还需要一个富有爱心、同情心的和谐环境，说得严重一点，这是对政府部门执政能力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