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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0009版:人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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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2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寄望 “我赞成青年人出国,但出去必须回来”
本报记者 屠晨昕 整理
  本报记者 屠晨昕 整理

  季羡林曾写过一首《泰山颂》,“齐青未了,养育黎元。鲁青未了,春满人间”,表达了对中国发展与文化命运“屹立东方,亿万斯年”的期待。

  爱因斯坦有一个经典的比喻:一个圆,直径越大则周长越大。内涵越深厚、探索越深入者,越是深切地感受到世界的无限与自我的无知。因而古今中外,越是科学与文化上的巨人,越是虚怀若谷。季先生正是这样的文化大师之一,他严谨的治学方式,勤奋钻研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有宽厚谦逊的为人品质,不仅代表着普世的价值,在当前浮躁、虚假、炒作、矫情横行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珍贵并值得大力弘扬的。大师虽去,留给我们和这个时代的精神财富却永在。

  风格 “三辞”轶事

  季先生在学界最为人知的莫过于他的“三辞”轶事,即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公开撰文主动请辞,“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其高风亮节令人无比钦佩。

  一辞“国学大师”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摘自季羡林《病榻杂记》

  为人 自称“农民的儿子”、“土包子”

  季羡林自己曾多次说过,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土包子”。学术大师与农民两种印象综合在一起,构成了“谜”一样的季羡林。

  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真情、真实、真切”是季先生的处世原则,由“三真”所引伸出来的是季老那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一书中写道:“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他衣着朴素,总是穿着一身洗旧了的卡其布中山装,以致来报到的新生误认他是老校工,让他代为照看行李。他安详恬静,从不疾言厉色,“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他总是以平和博爱的胸怀,真诚丰富的感情待人对物。他喜爱动物花草,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他宽容和谅解了“文革”中痛打和折磨过自己的人。

  治学 文如其人,治学如做人

  常言道“文如其人”,季先生的学术研究有自己的风格,其中也包含着他的人格魅力,反映出他的道德修养。具体说有三点:求真与务实的作风,考据与义理并重,秉烛夜游的精神。

  1979年冬天,先生在一次上课时说,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有学术道德,不能胡说。因为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搞自然科学研究不一样,自然科学往往很快就可以得到验证。比方说,我说这个东西有电,你说没有,那你就摸摸,结果被电一下。而搞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不能很快得到验证,这就给瞎说八道留有余地。

  先生曾经自谦地说过,他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胡适先生在晚年曾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季先生说过,考据是做学问的基础,是基本功。如果基本功不好,就如同在沙滩上盖楼,经不起风吹雨打。此外,先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说明一个观点,解决一个问题才考据的。正因为如此,先生的这些文章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就像被推导出来的数学定理一样,被人们深信不疑,反复征引,至今不衰。

  季先生还认为,后天的勤奋是一个学者成功的主要原因。我们都知道,他是天才,而他的勤奋也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在小学、中学、大学,还是在留德的十年,他都是勤奋好学的。即使在他80多岁的时候,还不避严寒酷暑每天到北大的图书馆去,一边看书学习一边从事研究,并为自己制定了庞大的工作计划。

  ——薛克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懿范 “字画事件”中的宽容情怀

  2008年10月24日,收藏家张衡向海淀公安分局报案称,2007年4月,他在北京金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拍卖会场见到季羡林的藏画,以及艾青、臧克家、吴祖光、费孝通等送给季老的书法,遂以6.1万元拍下其中14件藏品。后又发现了10件季羡林的藏品,成交价1万多元。张衡直指“藏画公开被拍系季老身边工作人员监守自盗”,此事引起媒体与公众关注。去年11月26日,北京大学表示,公安机关调查证实,张衡手中的字画全系伪作。

  2008年12月7日,摄于11月7日的季羡林与儿子季承相见视频曝光,季羡林称“偷画的事,谁也掩盖不了”。12月13日,北大针对诸多媒体的采访要求发出再一次声明:“学校已经通过新闻发言人就此事做了说明,结论是明确、清楚的。”

  “季羡林藏品外流拍卖”成为去年最为人关注的文化事件,在当时公布的一段视频中,季老本人的话语颇让人动容。他对此的回应是“千真万确”,“当面叫你季爷爷、季爷爷,背后偷你的画,这个我知道。偷画的事情,谁也掩盖不了。”季老是严谨慎重的人,对持续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偷画事件,一直以“小事情”看待并且没有报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师的宽容情怀,亦能感受其中些许的凄凉与无奈。

  季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季羡林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取回了真经。

  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留学热时,季先生说,60多年前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亚于今天。而且,当年出国的吸引力比现在大。我们那时是“镀金”,那时出国没有哪个人是不回来的。而现在出国,我看是崇洋媚外,这没出息。你自己的国家弄不好,到人家那里赖着不走。对此我非常瞧不起,可又无能为力。我赞成青年人出国,但出去必须回来。一个人自己国家治不好,赖在人家那里不走,嗟来之食你吃得舒服吗?一个人是要有人格的,人穷骨头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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