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朗润园季羡林先生曾住过的小院池塘中，季老亲手撒籽种下、被人们称为“季荷”的荷花昨天花开红艳，而种花人却在他想象的袅袅荷香中悄然远走，不带走一片云彩。

　　昨天，我们痛失两位学术大师。先是昨日凌晨4时30分，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93岁的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9时，噩耗再次传来，98岁的季羡林老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中国学术界及文化圈一时陷入哀伤。

　　告别大师时代，我们唯有指叩大师们遗留下的精神财富发出的铮铮金声，然后，相信并等待。

　　据悉，北京大学昨晚在该校的百周年纪念讲堂南大厅为季羡林先生搭设灵堂，今日起对外开放，供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祭奠。

　　本报第一时间连线季老儿子季承

　　父亲走时面容安详，没留下任何遗言

　　昨天，记者拨通了季羡林前助手杨锐女士的电话，但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个苍凉的男声。“我是季承。”接电话的人是季羡林先生的独子季承先生。他告诉记者，昨天早晨7点多，他突然接到医院电话，说季老觉得眼皮无力，感觉不好。季承马上赶到北京301医院，父亲已经昏迷，经过一个小时的全力抢救，没能留住他远走的步伐。9时，季老安详地告别了这个他挚爱的世界。

　　74岁的季承惟一的感觉是：突然，太突然了！“昨天晚上，父亲还谈笑风生，还坐在床上用毛笔题字，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就已经天人永隔！”季承显然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声音嘶哑而低沉。前天下午，季承为父亲按摩了手臂，老人家很惬意。前天晚上，季承给父亲送餐，他的妻子给父亲烧了最喜欢吃的山东家乡菜，父亲吃了一大碗饭，还笑着跟他聊了很多家常话。

　　季氏父子因某种原因中断联络13年，去年底，季承才重新叩见父亲，重续的亲情让这对耄耋父子特别珍惜。“这十个多月，我每天两次去医院看望父亲，他每次看到我都很高兴，脸上都是笑呵呵的，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季承说，在这十个月中，父亲经常跟他聊自己过去的经历、人生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他说得最多的是“要做实事，不讲空话”。

　　“最后我只得养亲十个月，父亲竟然说走就走，来不及留下任何遗言。”季承悔恨地说，“我错失了13年的岁月！”在这相伴的300多天中，季老天天都很快乐，健康状况也特别好。尤其是当季承把自己新生几个月的儿子抱给父亲看时，季老抱着小孙子，笑得合不拢嘴。“没想到这成了最后的尽孝！”

　　季承说，父亲走时面容十分安详，嘴角微微上扬，就像是笑着睡着了。

　　钱文忠遗憾未见恩师最后一面

　　亲友们痛悼季老离去

　　在“百家讲坛”录制现场赶录《弟子规》的季老关门弟子、复旦大学知名教授钱文忠昨天换上了黑色的衣服，突然听闻恩师去世的噩耗，哀痛的心情让他无法继续录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钱文忠说，他正在赶写一篇悼念的博客。“前两周，季老师的身体情况一直还良好，没想到突然就走了，突然得让我无法接受。”钱文忠说，“未能见到他最后一面，我感到非常难过和遗憾！”

　　钱文忠的博文《哀告》中写道，“作为一名学者，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近来正在酝酿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钱文忠说，“季先生漫长人生的最后一段，以我们无法接受的方式突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老人家是愉快而满足的。”

　　一代鸿儒的影响力是无形而巨大的。钱文忠透露，昨天12点，温家宝总理听闻季羡林先生去世的消息，也从会场赶到医院。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无比感动的是，温总理满含真情地说：“我准备在8月6日为您祝贺生日，还准备几个问题和您讨论啊。”

　　季老的另一知名门生、新华社记者唐师曾第一时间发表博客悼念恩师：“惊悉恩师往生，老鸭（唐师曾自称）心比冰寒。”

　　“他的离去是中国的巨大损失。”北京大学知名教授张颐武浓缩了季老的三大贡献：“一是把现代学术和古典儒学的内涵完美地结合起来；二是打通了‘二西（西方和印度）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关联沟通；三是跨越中西方文化，直到现在仍然是具有巨大意义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超越了专家的边界，可以说季老是20世纪到21世纪转折点上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我们怀念有学问、但是不仅仅是做学问的读书人。”

　　中国作协新闻发言人陈崎嵘为季老的过世而心痛，“前几天，季老还为《文艺报》题了字，当时他精神很好。”在他看来，季老虽然是学术大家，却没有一点架子，不但平易近人，还跟孩子一样地天真和热情，“我们去看他，他就在病床上和我们拉家常，还说他会活到一百岁……”那时，季老都惦记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希望现在的新诗能找到更好的体现诗歌特点的形式，能有更高的成就。

　　浙江学者回忆与季老交往

　　先生的“小”事，让人铭记一生

　　人格的高度往往建筑在一些小事和细节上。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卢向前教授，年轻时曾在北大求学，他虽然没有直接师承季老，却一直把季老当成心目中当然的恩师。1984年，当时还是北大大三学生的卢向前，正协助导师进行论文的校对工作，而这篇论文的内容，后来被季老作为资料，引用在其《中华蔗糖史》的专著里。季羡林在后文中特别注明了卢向前的名字，并让秘书给他送历史研究的杂志。“其实，我当时只不过做了论文校对的工作。你想想看，这才多大一个事啊。”一个小小的细节，让卢教授感动不已，记了几十年。

　　慈祥、谦虚、平易近人，是卢教授对季老最深的印象，尤其他非常愿意提携后辈，在学术上帮助年轻人，让其有所发展。卢教授觉得，季老的逝去，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是一种极大的损失。在卢教授看来，季羡林先生的学问之道，不仅在吸收知识时的用心和专注，还在于向人传授知识时，能做到深入浅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都在期待，能再有一个像季老那样的领军人物，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正在外地休养的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叶文玲听闻季先生去世的消息，深为哀痛地说：“季老走得太快，他是一代伟大的学者和做人的楷模，愿他在天堂里安息！”十年前，叶文玲因为撰写《常书鸿》一书，远去北京向季羡林先生请教，而得受季先生的教诲。在北大季先生简朴的家中，季羡林亲切地与她会谈，令她如沐春风。“季先生以他对敦煌文化的独到研究和对常书鸿的了解，对我的写作提出了十分有益的建议，我至今感激于心。”叶文玲说，“上世纪50年代杰出的学者，季先生已经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他的离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