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任继愈先生的弟子、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明友强忍悲痛，飞往北京，与同学们一起追悼恩师。在他的回忆中，任继愈先生的严谨大气、高风亮节，栩栩如在眼前。

　　1978年，李明友考入中国社科院攻读硕士，成为任继愈先生的弟子。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任继愈先生治学严谨和对学生的良苦用心。任继愈要求学生们一本本地阅读先秦诸子的原著，读完一本就得写读书报告，并且由他亲自批改。批完之后，他还要找学生一个个面谈。“如果没有好好读原著，想瞒过他是不可能的，他一两个问题一问，就知道你有没有认真读书。”李明友说，开始个别同学还有应付的，但看任先生如此严肃认真，大家都脚踏实地地一本本研究原著。如果弟子一开始就急着发表论文，就会遭到任继愈的批评，他认为要做学问从读书报告开始积累，否则就欲速则不达。

　　1981年，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李明友，参与了任继愈主编的、奠定了中国哲学学科基础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撰写。“为此，我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去拜访恩师，每次他看到我都要询问我浙江的情况，了解社会和老百姓的生活。”他说，任继愈担任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一直十分关心民生疾苦和社会问题。

　　在李明友的印象中，恩师的生活十分简朴，饭局从来不出席，哪怕是开会的会议餐，他也拒吃。任继愈先生有著名的“三不”规矩：不出全集、不过生日、不搞隆重的追悼仪式。“他70、80、90周岁时，我们一帮弟子要给他开庆祝生日会，他都拒绝了。”

　　像季羡林一样，任继愈也被封为“国宝”、“大师”，但是他并不愿意戴上这样堂皇的桂冠，若有人这样称呼他，他会不高兴的。“他是一位心怀天下的学者，胸襟开阔，他主持编撰的都是传承中国文化的重要著作，如《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大藏经》和《中国大典》等。”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上编共107卷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续编计划有150余卷，还正在编撰中，而如今任继愈先生却先走了。“我们要完成先生的遗愿，把这部鸿篇巨制完成，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参与编撰的李明友说到此处已经泫然欲泣，哽咽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