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住院后，我去他入住的北京医院看过他几次。

　　第一次去时看望的人太多，没跟他说话便匆匆出来了。第二次是6月初，与一位友人一道去。护理他的保姆告诉我，他精神很差，时睡时醒。笔者进去时，见任先生醒着。他示意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第一句话便问：“你最近忙些什么？”这是他每次看见我时必问的话——我赶紧说：“最近给中青报写了一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

　　“这个题目好。‘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就是落在文化上！”他提高嗓门说。被病魔折磨得衰弱不堪的老人，一谈到这些“大”问题，竟如此地精神振奋，如此地思维敏锐……可他说不了几句又无力地合上眼睛了。

　　最近一次去看他时，保姆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人也不太认得。我进了病房，见他躺在那儿，眼睛似开似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正发着烧，形容十分衰弱。我凑近试探着叫他，没想到他立刻认出我来，睁大眼睛点头说：“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可我不敢跟他多说。

　　“中学教育比小学重要，”他忽然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小学是一段，中学是一段，大学又是一段。中学的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他很用力地说着，一字一句，虽然口齿有点不清。

　　我赶紧唯唯，心里却百感交集：他病成这样，可一见我便谈中国教育问题，好像我是教育部长似的！想起朱熹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任先生又何尝不如此？在他心目中，“家国”大事是他“惕然常以为忧”的；即便他沉疴缠身，一旦言及此，他永远不会“神志不清”，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士”的精神传统。

　　据《凤凰周刊》

　　（作者王丽，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