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愤青是青年人的专利，这两天愤怒的兰州老汉也砸痛了许多人。

　　当七旬老汉以一种“史前暴力”，把疯狂的石头砸向闯红灯的违章车，引来现场和舆论的一阵叫好声。这样的暴力维权戏最近演了好多出，从学生毒打偷车贼、老汉助推跳桥秀等等。一种愤怒的情绪好似互相传染的病毒。

　　不是梁山好汉的侠客功夫让我惊愕，而是这份让人心酸的公众同情心，调查显示，竟然33万人中有26万多人对老汉的“义举”表示赞成。施暴人总有苦衷，但是暴力总带血色，在现代社会，暴力私刑已经不做大哥好多年，近来大有复辟反攻的气概。

　　让我不敢苟同的是，瞭望东方周刊7月13日报道了李玫谨的诊断，暴力维权乃至报复社会，虽然与社会背景和经济压力有关，“主要还是个人心理问题，属个案，就像一种怪病。”

　　这个脉李医生可能把得不准，病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武侠英雄除暴安良的事迹在老百姓中流传这么广，以致为私刑叫好、以暴制暴貌似主流民意。这种社会心理的集体焦躁，其实应该确诊为正在蔓延的“社会流感”。

　　用一个法学术语，这种病因叫做“弱者的愤恨”。恨从何来，来源于转型期安全感的基因缺陷。

　　如何开药方，则要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智慧和执政能力了。例如7月13日各大媒体报道，瓮安吸取“6·28”群体性事件教训，通过“上评下”特别是“下评上”规范干部行为，给民意以出口。这是个可以缓解症状的好药方。

　　只是，“下评上”仍然和击鼓鸣冤、拦轿告状缺少本质的不同，仍然是一种人治而非法治的手段。只是相比较而言，比把一切可能的渠道都堵死,然后在突然面对暴力事件时，措手不及，不得不把公安武警推上一线要高明得多。

　　找准病根，某些部门还是先得揣摩一下武士们的心理障碍吧，或许可以发现给流感消消火的药引子。

　　“我大丈夫也想放下屠刀，文明解决，如果俺有其他路可走，像举报、上访、打官司、仲裁、申述等等，我断不会出此下策，‘砖头相见’”。

　　可供泄洪使用的制度渠道和制度资源越多，那么愤怒的堰塞湖才能不至于决堤溃坝，现在，是我们的公仆和公民坐下来好好商议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