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中山路上有一座清末民初的洋楼，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盐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旧址。新中国成立后，这座与盐有关的大楼，曾经是杭州市财政税务局的办公楼，今天随着中山路的改造成了供人们了解“盐”及其大千世界的“纳税人之家”。

　　由于清代盐的专卖拥有不少财政收入，这些资金以前都以现银的形式存在国库中，没有成为商品而增值，所以早在清末就有人建议设立盐业银行。1915年3月，姗姗来迟的盐业银行终于在北京正式成立。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和充实股本，盐业银行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终与中资的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并列为享誉全国的“北四行”。

　　盐为百味之王，每人每天需要3—5克，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政府如对其产销加以控制就会获得巨大的财源。这一财源看上去是消费税，但由于每个人都要消费，并非如烟酒只是部分人消费，所以本质上是一种人头税。

　　在中国历史上围绕着盐发生过无数意味深长的故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国相管仲就发现了盐的财源价值，他以“寓税于价”的专卖政策，通过低价收购高价售卖，获得了巨大的国家财富。西汉时期的著名理财家桑弘羊运用盐的专卖收益，为汉武帝北击匈奴筹集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到了唐代，由于理财家刘晏的精心经营，盐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大幅提高，大历年间盐税年收入高达600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2。

　　由于贩卖私盐有着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厚利，不少历史人物都曾经从事过这一有厚利可图的勾当，诸如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黄巢、五代的吴越国王钱镠。

　　人们所熟知的北宋清官包拯，其之所以能名扬天下，也离不开盐。由于他在担任转运使（相当于今省级财政厅长）期间创建了食盐专卖的钞盐法，若推广至全国能为朝廷增加400万贯的财政收入，从而受到了仁宗皇帝的关注和信任。七年后，他被慧眼识英才的宋仁宗任命为开封府尹，成就了他刚正不阿的一世英名。

　　清代盐税仍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朝廷按照不同的产销关系，把全国划分为11个盐区。其中行销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的两淮盐区是全国最大的盐区。晚清名臣曾国藩曾以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当时他曾发卖过“盐引票”。清代的盐商凭盐引票贩盐，其作用相当于许可证。由于引票发行以后价格会飞涨，当时社会上很多人趋之若鹜，曾国藩却禁止其亲属购买。结果过了两三年，原来只有两百两银子一张的引票竟然飞涨到两三万两一张，只要出租引票，年收入便可达到两三千两银子，成为富裕之家。这一约束亲属牟利的事件充分反映了曾国藩廉洁从政的精神风貌。

　　贩盐暴富，盐商奢华生活的“庖厨”造就了扬州的淮扬菜系，烹饪与修脚、理发一起使扬州的“三把刀”（菜刀、修脚刀、剃头刀）名扬天下，并在此后进入更为繁华的大上海，成了扬州人垄断的地方性“绝活”。奢华的“盐商”、“扬气”的生活方式，对于当时的社会风尚、思维方式、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