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更多的人情味

　　中国这个大企业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专制经营模式。CEO、董事会成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碰也碰不得、说出话来就当法律的那么一群人。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是两回事。但他们忘记了一点：官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有着自己的好恶，就像西方人喜欢红酒、讨厌海参一样。

　　官员与老百姓交流，包括与外国客人交流的风格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开始当我和多丽丝一同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们发现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会面都是一个模式。地点通常都是在非常宽敞的会客室，四周排满了宽大的沙发椅。首长坐在上座，其他人按照职务高低依次就坐。所有的官员胸前都戴着小小的一束花。然后，在或多或少有些呆板的气氛中，会谈开始了。

　　几年后的2007年，王巍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为天津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副市长崔津渡。他更像是一位忙碌的西方商人，而非人们传统观念中呆板的中国官员。从一开始会面我们就感觉非常轻松。地点也并非在一个摆上花束的官方会客室，而是一家以包子为特色的传统餐馆。

　　交流中我们得知，崔副市长和王巍一样，都是在1978年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并且顺利进入大学的。4年后怀揣金融学士学位的他进入政府成为一名普通科员，经过一步步的提升后成为财政局长，并在2002年被任命为副市长。崔津渡正是天津过去30年飞速发展的见证人和先驱者。他也是解放思想释放了一代人才能与活力的最佳佐证。改革开放创造的是大环境，但是把天津这样拥有1200万人口而且严重污染的重工业基地转变成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还是得依靠无数像崔津渡一样的人们所付出的才能、热情与勤奋。

　　崔副市长很久以前就开始上网，喜欢在网上交流，这一点给王巍和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前在天津筹备第一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组织者正是王巍）的时候，崔副市长发给王巍的大部分邮件都是在晚上10点到凌晨3点之间发出的。5000多名CEO参加了那一届洽谈会，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每年一度的盛会。

　　中国的变化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各社会阶层和各级政府也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四川大地震后，温家宝总理树立了一位慈祥爷爷的形象，因为对人民的关心和爱护而深受爱戴。而且，似乎善于把互联网作为便利的公关工具的也不止贝拉克·奥巴马一人。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与公众进行网络交谈之后，网络已经成为一些中国高官们所偏爱的与公众交流的新方式。

　　自主的人民

　　与自主的产品

　　解放思想不仅实现了言论、决策和选择自由，而且还是自主的必要条件。

　　自主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是发源于本身的意愿。我们可以借助艺术来说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画家在初学绘画的时候都在临摹。从写实到抽象，甚至创造自己风格的时候都会先从学习别人的杰作开始。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和经济价值体系中的许多元素都来源于西方。马克思和列宁都不是中国人，市场经济也不是首先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就曾经多次成功借鉴、吸收了外来事物：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学习日本人的管理、韩国人的无畏、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营销策略,”奇瑞汽车的CEO尹同耀如是说。中国人似乎有把这些看起来根本不相容的因素结合起来的本领。

　　但是，不久之后中国所提供的就不再是最好的仿制品，而是能够得到大家高度认可的“自主”产品、服务，甚至思维方式。现在，自主的产品和人才仍然需要外国的认可，中国人才会接受。比如说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凯歌导演，直到他在西方电影节获奖后才在国内赢得了盛誉。

　　解放思想还意味着树立你自己的榜样，艺术、企业、科学或者其他任何领域的榜样。中国人已经不再总是求助于西方，而是逐渐开始从自身寻找灵感。中国的自信心日益增强，而自信可以激励创造力的迸发。最终，创造力将帮助中国摆脱对西方世界评价和认可的依赖。

　　如果一家企业利润可观，那么它的CEO是不大可能受到攻击的，毕竟业绩可以说明一切。随着中国新的体制的发展，它的形象会更鲜明，领导层受到的责难也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中国所经历的政治改革是多么宏伟，解放思想的力度是多么巨大，那么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就不可能不持乐观态度。

　　摘自《中国大趋势》，约翰·奈斯比特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