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

　　处于北纬30°的康定，正好与我的家乡杭州处在同一纬度的正西方，在那里，有一个默默潜心“闭关”读书、写作的藏族朋友——达真，他是我在西部（西藏，四川）呆的十七个年头里，继扎西达娃、阿来后认识的第三位藏族作家。都说西部落后，在我看来落后的主要是经济，文化，也许正因为经济的落后，反而保留了一定的高度。这片土地上涌现出了太多的作家、音乐家、画家……我甚至认为，像《康巴》这样的作品，达真这样的作家，现在也只有在经济落后的西部才能长出来。

　　康定是各种宗教汇聚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寺庙、宫观、祠院数不胜数，真是各路神仙都在这里云集。达真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一个浸透在多元文化氛围的幸运儿。 

　　多元的文化环境给予作者多元的视角，正如小说《康巴》中描绘的处在多元文化境地里的云登土司遭遇兵匪之祸后，自家院中站满各族民众邀请他出山共同保卫康定时的巨大感慨，“康定的确是一片大爱之地。”经历世事沧桑后的云登深知，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早已不是单一的佛教徒的诵经声，他的耳旁每天会响起天主堂的钟声和清真寺唤礼楼的召唤声，如果要在多民族聚居的交汇地确保自己的生存位置，各民族之间就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学会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

　　与云登土司截然相反的是降央土司，封闭意识的惯性思维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第二十八代土司降央经常站在官寨的楼顶对自己的虎皮鹦鹉用诙谐而炫耀的语气说：“我对土司二字最通俗的理解就是，拥有最多最广最肥沃的土地、拥有数量庞大的畜群和科巴、拥有更多更贵的珠宝和金银、能吃最好最美的食物、能睡更鲜更美的女人、能吞并相邻弱小土司……”这种不问世事的一条路走到黑的死板教条选择最终告诉人们，落后封闭的土司制度必然被新的制度所取代。

　　小说又从另一条线索讲述文化开放的和谐效果，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郑云龙，为了逃命进入全民信佛的康巴藏地，为了从社会底层进入藏地的主流社会，他说服自己将自己的信仰深藏在心底，顺应了藏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从此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顺势中开。郑云龙在藏地的传奇人生，在五十年后的当今解读中向世人透出一个意味深长的信息，民族之间要和谐，文化必须开放。三条线索将小说中三个不同的主人公的命运推向选择的必然，即开放的、进步的、理性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赢得新的起点，封闭的、落后的、感情用事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必然衰落和灭亡。

　　读达真的《康巴》使人联想到以色列著名作家迈克尔的小说《瓦地的小号》，作品充分展示人性的善恶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错而复杂的内心冲突和矛盾，用深沉厚重的人道良知，将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民族内心的善表现得深沉而压抑，用饱含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充分了解和深情的笔触，引起了仇恨双方心灵上的共鸣，作品征服了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基督徒与穆斯林、男人和女人在内的万千读者。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较，《康巴》所描绘的交汇地，儒、释、道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如果在作者笔下的弹丸之地，不具备克制、尊重和开放意识，那么几百年间的和平共生、无教派冲突的和谐场景就不会真实地存在，《瓦地的小号》中两个不同信仰主人公的悲剧就会以相似的方式重演。

　　《康巴》用带魔幻的现实主义的笔触充分展开，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笔下的交汇地——伊斯坦布尔，是放大的康定。帕慕克用文学的形式把浸透多种文化的伊斯坦布尔带向世界，用开放的深沉的笔触将土耳其的民族文化和智慧，以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融合、误解，甚至紧张充分地告知世界。我们不难在达真的小说中读到他决心将康巴文化带向世界的热情和准备，作者将三个家庭、三种不同的信仰在康巴这片土地上近百年来的波诡云谲的历史、纷争和变异，演绎出不同信仰的民族在同一时空的生存、友情、爱情诸多方面的交融与和谐，其所表达的内容恰恰对于在二十一世纪世界范围内找不到和谐关系的区域和民族，提供了在百年前就存在的“绿洲”。然而，人类在进入新的世纪，再次陷入新的迷茫、新的困惑、新的对立时，绞尽脑汁试图从不同文化本源来解决新的纷争时，《康巴》透出了美好的呼唤——要找到和谐，文化必须是开放的，开放的文化是智慧的文化。

　　《康巴》的出版不仅是藏族题材的收获，读它使我联想到梁文道在《不要忘了中国也是多民族的国家》的一段话：身为一个汉人，多元文化主义教给我的或许就是更谦卑地自省，更开放地学习，把其他族群的文化也当作是自己也要继承的宝贵遗产。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只属于汉人的，我们团结的基础在于公民的身份，多于族裔的血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