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文化记忆是余秋雨在《问学余秋雨》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很巧妙地利用了上一个世纪之交发现甲骨文这件事，来说明唤醒文化记忆是多么的重要。由此引出了他所预设的一个命题，即我们应该拥有哪些文化记忆？全书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预设来安排的，看到这样一种规模和体制，我倒希望该书作为中国文化常识的简明读本，能弥补市场上此类读物的不足。

　　作为一本普及型的通俗读物，《问学余秋雨》有许多同类图书所不具有的优点，但该书的问题也很明显。首先，我认为，该书所谈主要侧重于中国文学（艺术也谈了一点），而非中国文化，尽管文学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大部，这一点不用我说，余秋雨老师比我清楚。

　　其次，余秋雨老师主张“文化记忆”应由知识精英决定记忆什么，他说：“一般民众不存在这种可以任意挑选的自由，由于教育和专业的局限，大家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资源，知道一点的又无从选择。”所以，知识精英要负起责任。不过，知识精英这么多，你让不存在任意挑选自由的一般民众遵循谁的选择呢？余秋雨老师也是知识精英，他当然有责任替我们做出选择，但如上所述，余老师的选择在我看来也许是单薄了一点，如果按照余老师的选择来“记忆”，文化记忆倒变得简单了，余老师在前面讲了一大篇关于文化记忆的意义，也就没有着落了。

　　其三，文化是什么？它是如何被“记忆”的？由于该书过多地强调了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在这本书里主要是文学，而且是经过余秋雨老师选择过的文学），结果，忽略了文化中更重要的部分，特别是非人为的选择记忆的那些部分。这种文化记忆是通过我们的文化基因遗传和传播的。比如说到老子和道家，五千言的《道德经》固然是一种记忆和传承，而内化为中国民众的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审美精神，也许是更重要的记忆和传承。这种记忆和传承是连“烧”和“杀”也无法阻断的。所以说，礼失而求诸野。有时是野有遗存，就像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人们从孔宅的夹墙里找到了古本一样，但更多的时候，“野”的记忆是在人的思想和行为里。这种记忆应该不是知识精英帮助选择的，而是不存在任意挑选自由的一般民众无意识中记忆的。

　　说到文化记忆，还有一种情况，像前面提到的“焚书坑儒”，是以“恐怖”人为地践踏我们的记忆。这种情况很可能也发生在武王灭商之后，那种记忆的断裂甚至非秦代可比。余老师讲到老子的时候说：“老子的思想非常反传统。”但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个“传统”究竟是什么。我想，他的记忆怕是也被武王、周公负责任地选择过了。这也是一种对于“记忆”的选择，但它不是知识精英的选择，而是政治权力的选择，在这里，知识精英顶多充当了帮凶而已。由此我想起《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凡是应该作为回忆的，由每天的报纸来确定。历史以令人晕眩的速度被改写。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面前走过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件——而且仅仅以官方许可的方式。”对于这种关于记忆的选择，不知余秋雨老师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