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以下简称R）：小岗村在30年前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30年后却依然没有发展，你们写的这本书打破了小岗村这个“中国神话”，意义何在？

　　陈桂棣：2001年，我们写《中国农民调查》的时候，到过小岗村。去年，我们再度造访小岗村，村民们对我们很信赖，问我们，你们愿不愿意写写小岗村为何发展不起来的故事。当时我们一下就觉得很触动，因为小岗村是中国的骄傲，广为人知的都是它初期改革的那段历史，大家对近20年来的小岗村的情况却极少了解。很多参观者高兴而来，失落而归，意识到小岗村已经落伍了。

　　但要披露小岗村存在的问题，我们还是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们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因为中国现在很多农村实际上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一样，“中国改革第一村”只是一个政治标本，小岗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家工厂，他们还算不上富裕，他们人均收入实际上是每年4000元左右，这是很低的。他们面临的问题，其他很多村也面临，我们这次的调查对以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都会非常有意义。

　　R：书中以很大篇幅写到了小岗村曾经的“当家人”严宏昌和严俊昌兄弟俩的很多恩怨，为何着墨很多？为什么温饱问题解决后，中国改革第一村会发生这么多悲哀的故事？农民的自主性、创造性为什么丧失了？ 

　　陈桂棣：其实我们关注的不是这兄弟俩之间的恩怨，而是这恩怨背后的种种权利纠结。中国的农民弱点是很明显的，比如自私、保守等。小岗村不能发展，除了体制的原因外，我认为小环境出了问题。在小岗村暴露出来的政府职能的混淆，为了“金字招牌”的求稳意识等，都成了一种发展瓶颈。

　　在这本书中，我们写到了小岗村发展中遭遇的很多困难和故事。比如严宏昌三次在村里办企业都没有成功，这其中有政府职能没有恰当发挥的问题，在中国农村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作为一种标志的小岗村，有很多人以稳定为借口不肯发展，只求平稳，扼杀了小岗村的生命力。没有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发展的困难解决不了。

　　R： 3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包产到户的改革，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还有什么意义？

　　陈桂棣：小岗村的人当年之所以敢于冒着危险包干到户，仅仅是为了吃饱饭，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说明我们的政治结构值得深思。所以我们说小岗村的18人代表了亿万人民的诉求，小岗不搞改革可能会有大岗的人搞。我们改革开放30年所遇到的新问题，怎么办？只有继续改革。面对现在的困境，我们依然需要小岗村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只有继续改革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怎么肯定小岗村人当年的这种改革精神都没有错。

　　R：你们如何保证书中写的细节和对话的真实性？严俊昌曾经列出了书中的33处错误，对此你们怎么看？

　　陈桂棣：我们在小岗村采访了20多天，就被取消了采访权。但是，我们把小岗村博物馆中的所有资料都买了一份，并且留下了每一个采访对象的对话，很多都是后来补充采访的，光电话费就花了2000多元。可以说书中的每一个故事、场景和对话都是有据可查的。《中国农民调查》之后引发了官司，这官司一打就是5年。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在纪实写作中规避风险的经验。

　　严俊昌所谓的33个错误，只有3处，我们认为是合理的。这3处都是低级错误，比如家中排行写错等。至于他为了证明余下的30个“错误”给出的证据让我们感到很悲哀，比如媒体采访他时引用的话等，这只能证明历史长期以来是如何被改写的。

　　R：从《中国农民调查》到《小岗村的故事》，你们对中国农民问题持续关注，并不怕触碰尖锐的问题，勇气从何而来？

　　陈桂棣：多年前，我首次为家乡的一位企业家的冤死写了一本《悲剧的诞生》的纪实作品，没想到获得政府关注，官员下马，冤情得雪。这让我体会到，只要写的是事实，并关注最大多数人关注的问题，就不存在所谓的风险。我调查4个省、46个村庄的《淮河的警告》，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夸赞，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之后，我和春桃把目光瞄准了中国最大多数人关注的农民问题，提供一份详尽的“病理报告”。

　　R：因为经常写农民问题，你们是否会认同自己“农民的代言人”的身份？

　　陈桂棣：我们认为谁也代表不了中国广大的农民。现在经常我们经常被人代表，包括我也常被人代表。我和春桃是怎么考虑呢？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农民不管是年纪大还是小，我们都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我们是作为儿女在倾听父亲和母亲的心里话，是以这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