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轮回也不必等上一个甲子。有时候，三十年，甚至二十年就足以构成一个轮回。

　　对于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来说，波浪头、摇滚乐、喇叭裤，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那是叛逆、祸乱、颓废，甚至淫荡的佩饰。老太太们拿着剪刀守在胡同口，一看到此类头发或者喇叭裤，冲上去就是一个“喀嚓”。

　　你能奈他何？在道义上，甚至政治正确上，老太太们都代表了正义和神圣原理，这些奇装异服的青少年们，除了落荒而逃，还有什么出路？

　　但对于80年以后出生的国人来说，这世界本来就是这面目，就比如我们一直对电脑的工作原理耿耿于怀，而在“90后”眼里，电脑和马筒刷子一样稀松平常一样。

　　因为平常，所以，如果现在媒体上还在讨论类似喇叭裤的问题，会被人笑掉大牙。如果要看，也只能从书本上去看。

　　上世纪80年代北大第一次举办的学生舞在“大饭厅”举行，引起轰动的除了舞会，还有四个女生的穿着。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77级中文系4个女生自己动手，裁缝了4条喇叭裤……查建英，就是著有《八十年代访谈录》的那个女作者，便是其中之一。

　　跳交谊舞、唱邓丽君、穿喇叭裤、打麻将牌、烫大卷发、赶出国潮，在查建英眼里这些代表了那个时代。但其实，现在难道不是这样吗？当今社会的迪厅、牛仔裤、美容美发、出国定居，哪一个不是那个年代奠定的基础？只不过，那个年代是祸乱，现在是时尚而已。

　　但是列位请慢：亲爱的同鞋们啊，敌人就要反扑了！

　　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喇叭裤是不用讨论了，睡裤却要讨论了。

　　我看书的时候也看报。为了迎世界博览会在上海召开，上海市政府规定，“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

　　也就是说，这是个禁止性条款。

　　首先有个问题啊，什么叫睡衣睡裤？如果穿着睡觉的就叫睡衣睡裤，那么穿着上街的肯定就不是。如果名字叫睡衣，那改个名字不就好了？

　　其实，也要怪洋人多事，早在今年3月份，新加坡《联合早报》就给我们添了一堵：“穿睡衣上街”挑战上海文明指数。在洋人眼里，这属于上海不雅的一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哪能不出手干预呢？

　　再说，政府管穿衣，我朝历史上由来已久。据《史记·历书》载：“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这意思是说，改朝换代之后，要“易服色”，也就是重新制订官服的标准和样式，以示簇新。

　　不过，这个“易服色”，基本上限定在朝堂之内，比如说当时的公检法之类的衙门，是要穿制服的。至于民间穿着，皇帝也不见得有点兴趣去改变，何况也改变不了。惟一成功过的，除了朱元彰让娼妓穿黑衣，就是大清朝的剃发令了，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就是当时的中央政府粗暴干涉国民个人事务的典型。

　　这遗风到民国时仍未革除。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嫌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叶楚伧“吃相太难看，应提醒之。”

　　也许，再过三十年，韩寒得写另外一本《21世纪初访谈录》，要把睡衣睡裤事件作为一项重大的时代印迹列为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