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

　　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已发生“八连跳”系列自杀。在“六连跳”时，记者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又正面接触大量富士康员工，多次访问富士康高层……

　　但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难以用统计解释的“八连跳”

　　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点30分。这是富士康深圳厂区三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七起跳楼。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说。

　　才过一天，刘坤即一语成谶。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租住在工厂附近的9楼跳下身亡。尽管他们的自杀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体因牵涉死者隐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在过去的22年里，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员工。因其独特的生产模式，2009年年底，仅富士康龙华园区，这块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万人，其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小县城，如城中之城。

　　卢新死后第二日，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李金明告诉记者，国内顶级心理学专家此行，是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安排。

　　在专家的分析里，卢新以及稍早的、同样跳楼身亡的他的湘潭大学校友刘志军和其他四名死者(“八连跳”中田玉和饶淑琴重伤)，跳进了一个统计数据里。他们称，由于时间仓促，自杀的原因还无法明确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

　　人人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卢新自杀的那个凌晨4点30分，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

　　从学历和阅历上看，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前者大学本科，后者中专毕业，前者已经自杀，后者常常念叨自杀。但他们互不认识。即使认识，也应该会粗口互称对方为“屌毛”。在厂房以及宿舍里，“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屌毛”和“屌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在马向前死后(死于2010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认定死因为猝死)，他宿舍的几个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李金明语)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便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李金明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他凭演唱《你的样子》获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宿舍里一个新的“屌毛”来了，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等到某天下班，发现10个人一间的宿舍空了一个铺位，才知道一个“屌毛”走了。“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说。

　　为了钱，要求加班羡慕工伤

　　钱，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痒”。是以，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资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和死亡。

　　4月25日晚，H3成品仓库出了安全事故：堆高机轧了一个工人的脚，幸好穿了劳保鞋，未骨折，据说自己还能走路。但伤者惹人羡慕。“我靠，工伤，多爽，有工资的。要是我至少休息一个月才回来做事。”安徽的王克柱说。

　　死亡的信息，似乎从来不给这个人群带来任何影响。“富士康又死人。”李祥庆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看着手机新闻逐字念出来。“富士康好出名的，又出名了，你知道‘六连跳’吗？”

　　在观澜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曾在那里工作的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不知所措的青春

　　目前所能找到的、卢新最后的日记，发布于2009年10月26日17点35分。这篇载于“校内网”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

　　“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1985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

　　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曾经多年研究过深圳的农民工问题。在他看来，“八连跳”并不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心理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只是因为富士康人口基数大。”刘开明说。

　　而在管理者看来——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满足，而新生代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记者讲述，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从台湾农村，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

　　河北的高海伟说他的“根”在北京，哪怕是六环外，哪怕是顺义，通县。他哥就在顺义买了房子，有个家。

　　王克柱说只有知识水平高才能做更多的工作，他给自己报了一个英语培训班。但很快就放弃了，“没办法，听都听不懂”。

　　李祥庆的梦想是赚钱、发财，不用愁女人的事情：“我的女人？跟着我走啊，我讨饭的时候在旁边看着，给你个馒头。”

　　而自杀者卢新，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但5月2日开始，他变得情绪异常。到5月5日晚10点，他开始显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自己活不过当晚”。他开始恐惧整个世界。晚上11点多，富士康公司将卢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

　　5月5日上午，他甚至给母亲电话说没事，不用过来。——稍早一些时候，曾红领他们已经将卢新的精神异常状况告诉了他的亲属。

　　5月6日凌晨4点30分，正在火车上的母亲和弟弟大约4小时后便会到达深圳照看他。但卢新没有等到这一刻。在床上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卢新从朋友的身边爬起。他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那时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军想抓住他，却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统一发放的、短袖工装的衣袖。

　　(受访者请求，王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