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佘祥林案，到聂树斌案，再到赵作海案，不同的冤屈之路，有着相同的交叉点。那些悲惨的巧合，发轫于同样的罪恶，隐约透着相似而可怕的“魔鬼细节”——“疑罪从有”，审讯逼供或诱供，是冤案频发的关键。 

　　近日，一条相关消息却令人为之一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证据双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强调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并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　

　　就如孙志刚终结了收容遣送的罪孽一样，“证据双规”也被视为赵作海案的后续意义。它在刑事法治进程中的标本价值，不容小觑。虽然，“刑讯逼供本就违法还规定什么”代表了非法律专业人士的普遍看法，但须知此次强调“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在我国法律规范性文件上尚是首次明文确认，更遑论专门对因刑讯得来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进行明确规定了。　

　　此举的标本意义和破冰价值，当然不容否定，可网民在戏谑中传达的忧虑，却也绝非杞忧。刑讯逼供是否会因为“证据双规”的出台，而烟消云散，尘封于历史？现在还不便妄下断言。可我们又必须鼓起信心和勇气，来相信未来之可期。哪怕眼下基层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过时而畸形的利益指标与之呼应，但刑讯逼供本身的罪恶性，决定了它与现代司法文明进程相悖，毫无正当性和正义性的与犯罪无异的刑讯行为，必不能见容于以公正文明为诉求的司法体系。不得人心，也必将不久于世。 

　　只有破解刑讯魔咒，才能堆砌起民众坚实的法律信仰，使程序正义回归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