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在2007年按照上级政府要求撤走的四川某县驻京办主任黄德(化名)，如今仍在北京，并声称还将待下去。作为县发改委副主任，在京6年的黄德已然把兼职驻京办主任当成“正餐”。黄德已经想好，如若有人来查，那么他“只是一个在北京长期出差的县城干部，随时可以回去”。他的“黑户”朋友，那些县级驻京办主任们，在宣布已经“回家”的同时，却仍然行走在北京的各个角落。

　　黄德的“走不了论”正好印证了不少专家的预测。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北京驻扎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因为需要在这里办的事情越来越多。7月20日的大限已过，一场转入地下的驻京办大撤离正在京城上演。

　　没身份 未注册黑户3年前就该离京

　　2010年8月6日14时30分，在黄德管理的四川某县驻京办正式取消3年后，他还是怡然地坐在北京海淀区某宾馆内设的茶馆里。面对记者的采访，黄德显得很放松。“我能和你谈，是因为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他承认，自己没有在7月20日的驻京办撤离大限前离京，而且他预估也许年底才能走。“当然到底走不走，还要看县领导决定。”黄德又笑了。

　　黄德的家乡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虽然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也不乏铁、煤等矿藏，但山路遥遥，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发利用。“全国2000多个县城，国家级贫困县超过500个。像我们县全年财政收入不到1亿元，靠国家转移支付每年10亿元，能不在北京放个人吗？”多年来任职县发改委副主任的他，心理有些不平衡。“本来就是在给公家做事，也只领一份工资，还要偷偷摸摸，不如索性撤走。可是其他县都还在北京挺着，县里领导不发话，我怎么敢走。”

　　未撤离 众多县驻京办主任转入地下

　　黄德来北京之前，就已经向组织确定了自己的“三保留”:保留公务员身份，保留原来的职务，保留工资。对他来说，进退都没有损失。在与记者两小时的面对面中，他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句，“不走不是因为不想走，而是因为不能走，走不起。”

　　最近一段时间，黄德经常接到其他县驻京办主任的电话，询问他走了没走，是否准备走。“他们有人说事情办完就走，有人说在等通知，其实都在观望而已，大多数都不会走。”

　　也就在和黄德见面的前一天，记者拨通了四川、江西两省4个县的驻京办主任手机，这些归属地为北京的号码仍然接通了。其中3位驻京办主任都称已经回家，有人甚至说自己开始在家乡的新单位上班了。

　　李牧(化名)是受访者中唯一一位说自己没有走，也不会走的主任。在京城待了15年，西南某县驻京办主任李牧的普通话还是带有浓重的乡音。他说，天天和乡友打交道，如果一口“京片子”，大家都不待见你。

　　“我2002年7月做驻京办主任至今，一直是事业编制。副主任是县政府委派的，有正式编制。他可以回去，而我不行。”李牧笑言自己身后无着落，经济没指标。李牧没有编制，源于本不是“公家人”，他在当驻京办主任之前就到北京了。

　　2002年当县里委任他做驻京办主任的时候，发过一个聘书。但没签合同，对他的待遇、级别也没有具体安排。

　　县里给过他一个公章，但只在开介绍信或者在外面办事时会用。“撤办令正式下发后，我问过县里交不交还，县里说不用，希望我能继续做下去。”

　　难离京

　　舍不下老乡还是回乡难安置

　　虽然四川某县驻京办主任刘军隐瞒了自己没离京的事实，但他也无意间向记者说出了自己难以离京的原因。

　　“我们县有十几万的农民工在北京打工，从1977年开始，全国第一家建筑公司就是我们那里的，我们县现在有100多家在北京的建筑公司了。”刘军在电话里说，这些在北京的农民工，是县里放不下的一层关系。

　　目前黄德手上还有一宗大事，“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农民工在北京干活没拿到工资，我正在出面帮他们和对方交涉。说实话农民工兄弟没有签正规合同，这笔钱很难拿到，如果没有我这个代表他们的官方人物出面，希望就更渺茫了。”

　　黄德坦言，并不担心自己继续留在北京有什么麻烦。“我只是一个县里从发改委抽调的干部，到北京长期出差而已。出差，总不会不允许吧。”

　　长期与驻京办打交道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会长汤锦程认为，这些人不会真的跑回家乡去。

　　汤告诉记者，一些驻京办很早听到了风声，就主动地撤掉了办事处、餐厅和招待所。一些地方甚至在文件出来之前主动撤销了办事处。

　　“但很多驻京办都配有宾馆酒楼，相当于一个家乡企业，现在让这些人回去，根本安置不了。”汤锦程说。

　　“县一级的驻京办很多都是自费在北京生存。撤办文件出来以后，一些社会学者估计了驻京办的数量，在京财产和每年消耗累计起来的钱数金额。可是实际上那些没有登记的驻京办是无法统计的，无法统计也就无法管理。”汤锦程对此表示疑虑。